本章所谓的恶性循环是指，新型工业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农业与农村手工业——之间，在原料、市场、生产组织和技术关联等方面，或在某些方面，或在各个方面，存在着相互矛盾、相互损害的经济关系，其结果是双方共同不利乃至两败俱伤。近代与传统产业有严重制约关系者，主要有机制面粉业、机器火柴工业、机器织布业等。对上述产业的制约主要体现在：在当时条件下，其产品——工业生产的生活消费品，不是广大农村农民所能消费，或消费市场很小，如机制面粉与火柴，在农村中，它们远远不能与传统同类产品——手工制造的土粉乃至火石火绳相匹敌。正因为没有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些工业都未能得到较好发展，在初期就不得不走上少数企业垄断的发展路向。由于现代工商业的影响愈趋扩充，随着时间的推移，全国经济中不受“现代因素”影响的部分越来越少。棉纺织工业的建立一开始就是为了“堵塞漏卮”，减轻因洋布进口所造成的外贸赤字。其宗旨不在纺纱而在仿制洋布。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的传统手织土布发生了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机制布匹取代了农村土布的部分市场（主要是城市市民的消费市场），常常造成农民家庭手工业的破败和农民经济的巨大损失，这又从根本上限制了机制布匹的农村市场，使近代中国的机器织布业发展的空间一直十分狭小。这也正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端——第一批中外资“织布局”纷纷改为纱厂的原因。进入20世纪后，这种双方互损的状况愈趋明显。1932～1936年，全国纱厂棉布销售量中，外国纱厂生产的棉布从64.4%上升到69.8%，华厂份额不到三分之一。大机器产品尚如此，手工土布的受压之状可想而知。土布失利的更大原因是日本侵占东三省，长江三角洲区域土布丧失最重要市场。南通专销东北的关庄布1920年产量达157万件，1931年只不足4万件，此后更江河日下。洋布泛滥的冲击造成农村土布生产的种种困难和失利，也对以土布纺织业为基本市场的民族机器纺纱工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某些工厂因土布失利而陷入困境；某些工厂改变了以土布业为市场基础的经营方针；更多的厂家则是在继续产纱的同时，加添和扩大了自行织布的份额。这一切都对大机器工业与乡村工业、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协调稳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致使工厂产纱、农户织布的分工协调关系变为在有限市场中（因洋货已占领很大部分市场）的相互排挤、无情竞争。在洋布和厂布的夹击下，农村土布生产受到重创。土布业失利促使棉纺织工业从困难发展到危机。20世纪30年代，中国棉纺织工业陷入了一场历时近5年的危机之中，危机的主要特征是机纱的滞销和严重过剩，而这正是由农村手织业的失利所导致：“长江向为销纱最多之区，年来京沪路沿线各县之织业日趋衰落，织机大半停工，致使京沪一带购纱甚微。”。在这场重大危机中，一些最著名的纺织企业如上海申新、南通大生都损失惨重。土布业失利，无疑使南通、海门、启东、崇明一带以织土布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生计受到严重影响：“以吾南通有二十万人民的生活，完全靠这花、纱、布三个字上去寻讨”，土布失利“其予平民生计及本公司营业所受影响殊非浅鲜”以下通过近代面粉工业与火柴工业的发展历程来观察问题。

林刚:林刚 1948年1月出生，祖籍福建福州。南京师范学院附中1967届毕业，旋下乡插队。1983年新疆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1994年南京大学中国近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先后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史研究。退休前，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历史和现时中的农村、农民家庭与城市、工商业关系等。主要成果：《中国近代经济史（1927-1937）》（合著）、《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李集村：农民生产和生活的60年变迁》、《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合著）、《动雷村：对湘西山区环境生态与社会生态问题的一个调查》（合著）、《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合编）、《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1927-1937）》（合编）等著作，《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与三元结构问题》《试论大生纱厂的市场基础》等专题论文若干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