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村”人多面积大，内部的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之间在信息的有效沟通方面出现壁垒，致使信息传递不畅，降低了村民的自发组织能力，“大村”巨大的人口基数又稀释了单个村民或少量村民的参与力量。同时，“大村”人多事多，上级部门无法完全掌握村庄信息，降低了上级部门对村庄的行政干预能力，而上级部门出于工作和社会稳定考虑，只能依靠既有的村干部。于是，部分村干部利用“大村”自身结构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掌握了信息资源优势，摆脱了上级部门和村民的监督和制约，导致村干部权力过大，致使村民自治形式化，影响了乡村社会的治理效果。为此，将来的研究应探索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单元，以建构有效的乡村治理体系。

刘升:博士，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liusheng1949@126.com）。本文系贵州省社科规划青年课题（18GZQN32）、贵州大学引进人才科研项目（2017006）和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重大科研项目（GDZT2017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