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村民自治的实施，农村社会自治空间重新开放，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也发生了重大调整，逐渐由国家权力控制过渡到村民自治，即“乡政村治”。村民自治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密切了干群关系，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推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推进、信息化的纵深发展，我国乡村社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基层治理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一是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空心化”和乡土文化遗失。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农村人才、资金外流，“空心化”问题严重，2016年外出农民工已经达到16934万人。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和城乡文化的对冲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农村原有的乡土文化和村规民约受到质疑，社会复杂程度不断提高。二是后农业税时代村庄自治功能弱化。取消农业税后，村一级不再协助乡镇征收农业税费，乡镇利益与农村、农民关系脱离，村委会从农村内部获取资源的难度加大，乡镇和村委会的治理积极性下降，在乡村治理中“乡退出村、村退出组”的现象日趋严重，导致村庄向心力不足，村委会的权威下降、自治功能弱化。三是资源下乡的项目制导致乡村治理行政化。后农业税时代，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成为主基调，但在项目制成为国家治理重要形式的背景下，村级组织日益成为乡镇的派出机构，乡村治理逐渐陷入“附属行政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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