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四川青少年纵火烧人案”为例追溯未成年人刑责减免的理念与制度的历史回溯、当代实践、困境及其化解之道。首先，自周代以降中国一贯采取“德主刑辅”的社会控制。其中，青少年刑罚减免原则便是周礼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的表现。旧时代青少年虽可能减免国之罚，但不免予乡治之“礼法”。其次，当前中国处于转型背景下，一方面，基层空心化甚至暴力化导致价值失范；另一方面，青少年提前成熟的身体欲望未经规训而趋于泛滥甚至暴力化。若不顾教化缺失的实情而继续听任青少年免予处罚，无异于养虎为患。最后，化解之道在于，一方面，短时间宜“以刑止刑”；另一方面，长远看，从人性流品不齐与教化重建看，宜教与罚并行不悖，且差异对待，先教而后罚，加强感化以及学校人格教育等，不迷信教化万能，而当对不可教化者辅之以刑。

刘易平:社会学博士，近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与教育社会学，工作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卢立昕: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