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曾以此概括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并用以区别于当时在城市正在新孕育的“很特殊的社会”（1999d：316）。在乡土社会中，社会分化不仅存在，而且比较严重。地主与农民，尤其是雇农间土地占有极其不平衡，即是例证。“家族政治”“长老统治”等，则是政治权力上社会分层的表现。此外，“文字造下了阶级”的现象说明（1999d：479），受教育水平亦是社会分层的表征之一。不过，从人与人结合成社会的角度，费孝通还是强调了人伦关系的基础地位。他分析道：“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999d：335～336）由此，乡土社会中人与人结合的方式是“差序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999d：334）在这里，己身（但非个人）是中心，处理中心与其他圈子间关系的原则是“人伦”在众多反思性研究中，以下几种分析富有新意。阎云翔认为，“差序格局”除指平面“同心圆”外，还包括纵向的等级差别（2006b）。翟学伟认为，它难以涵盖传统文化对家国、天下的理解（2009）。吴飞指出，它极好地诠释了“亲亲”原则，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其“自我主义”实为“利己主义”（2011）。但若参照麻国庆关于人伦关系“类”与“推”的论述（1999：126～146），“等级差别”、“尊尊”及“家国、天下”或也可看作“亲亲”的“类推”，实质上并不冲突。而以李沛良关于“工具性差序格局”的论述看（1993），“自我主义”转为“利己主义”，也即“工具性”变为处理中心与其他圈子间关系的原则，或在现代性植入之后才变得明显起来。。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与费孝通极其相似。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要义即在于，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不偏重任何一方，而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称之为“伦理本位”（2006c：81）。在伦理本位社会中，家庭大，而团体与个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