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农村合作事业最初虽为民间社团所开创，到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各地方政府顺应时代需要，及时倡导，实与合作事业以有力推动。1931年之沿江灾区及1933年之华北战区，由农赈而进入办合作，与1934年“剿匪”区以农村合作为战争“善后”之方策，又为我国扩大农村合作之一机缘。总之，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的确立，应为20世纪30年代我国农村合作运动迅速发展之最主要原因。因此，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农村合作社已不再是河北省“一枝独秀”，江浙、华南、华北地区乃至全国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合作事业进入由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及个人等多方推动的阶段，并得以迅速发展，大有“一泻千里”之势。虽然，在国民政府农村合作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自始至终发挥了特殊的推动作用，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采取了各种行政、教育和金融财政政策措施，故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农村建设“安排”一种全新的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或范围内产生了相应的经济社会作用。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由政府主导的合作制度，无疑留下了深刻的政治痕迹，最初尝试性的农村合作事业在国家建设“急功近利”的催迫下，整体上只能是一种“有量无质”的客观状态。

刘纪荣:（1968～ ），男，湖南茶陵人。早年执教于家乡中学，先后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获历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乡村社会史和农村合作运动史研究。迄今已在《中国农史》《中国农村观察》《学术界》《浙江社会科学》《财贸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转摘。出版专著《合作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20世纪20～30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研究》，主持或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等项目1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