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我们曾长期片面地把生产关系理论等价于所有制理论。但实际上，马克思完整的生产关系理论体系是由所有制和依赖两个维度构成的。前者是从生产中二要素结合方式的角度，即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生产关系的；后者是从生产中交往联系方式的角度，即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利益相互依赖的角度，来定义生产关系的。所有制理论大家十分熟悉，也运用得最多；而生产关系依赖理论，则被我们长期淡忘了。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从交往的角度论述了人们在生产中必然的相互依赖关系。他们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5页。这就是说，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生产活动。接着，他们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讲：生产“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34页。。可见交往即他们所称的“物质交往”是和人们之间在生产中的“物质联系”即利益依赖关系相联系的，由此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理论上是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体系中与所有制维度相对应的另一重要维度。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就已形成了生产关系的依赖理论，但是，明确用依赖范畴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尤其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作为划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三个阶段的理论依据，则是他在为准备《资本论》而写作的“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人们之间生产关系已普遍表现为物的关系时，曾从人们之间依赖关系的角度，而非所有制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三大社会经济形态，而非五大社会经济形态。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104页。马克思在这里是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或经济联系普遍异化为物的关系或者物的依赖为参照系，来分析人类社会演进的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的。因此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在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上均表现为人与人的直接依赖关系特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即人类的第二大社会经济形态里，人的依赖关系已经荡然无存，而毫不相干的独立个人之间互相的和全面的物的依赖关系，已构成整个社会的全部联系。可以设想，在未来第三大社会经济形态，按照马克思的辩证思想，经过否定（即物的间接依赖对第一阶段人的直接依赖的否定）之否定（即对物的依赖自身否定）后，人与人的直接“依赖”关系将要回到一个更高阶段的形式上，即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自由个性”、“自由交换”或“自由结合”上。按概念体系的对称性，该成果把第三大社会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关系表现形式，概括为“自由依赖”概念人是社会动物，所以，即使未来社会，人与人之间也要相互依赖，可能只是依赖的性质或形式不同而已。。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马克思的三大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分别概括在：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自由依赖关系三个范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