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艺术理论发展的史程中，丹纳及其艺术理论体系，无可争议地占据着极为显赫而独特的地位。不必再重复那些赞美褒扬之词，即使认为丹纳“对种族、环境和时代的构想非常粗糙”“他所使用的这些方法并不适应文学现象特殊性”的当代法国文学理论家罗贝尔·埃斯卡皮尔，也不得不承认，丹纳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的理论是较之斯达尔夫人“更为灵活的三种表达方式”，并指出：“自泰纳以后，不管是文学史家还是文学批评家，尽管有时有例外，就再也不能无视外部环境，尤其是社会环境对文学活动的决定性影响了。”罗贝尔·埃斯卡皮尔：《文学社会学》，符锦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6～7页。可见，丹纳的内涵着相当丰富的现代意识的关于环境与文艺关系的研究，是独步前代学坛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的。他较成功地运用令那个时代的人们耳目一新的研究方法，对艺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理论上比较系统的构建，有效地使人们自觉认识到艺术与环境以及影响艺术的诸环境因素之间的重要联系，为艺术研究领域拓展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这样说，在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发展史上，丹纳是里程碑式的一代学者；他的理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