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南部与福建、广东交界的寻乌县，展开过一次有关农民生活与农村经济的调查。由于战争的缘故，这份调查报告一度遗失，1950年这份报告的一份手抄件被重新发现。毛泽东本人对其中第五章《寻乌的土地斗争》进行修改，但未公开，直到1982年才被收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0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汤若杰（Roger R.Thompson）翻译的毛泽东《寻乌调查》。汤在英译本的序言中，尽管没有解开这份报告“失踪半个世纪的谜团”，“但可以肯定我们所研究的既不是一份伪造物，也不是一份时代急剧变化的历史文献”。汤还认为：“《寻乌调查》证明年轻的毛泽东努力从事实中得出真相。考虑到出版新版《农村调查》包括首次出版《寻乌调查》的象征意义和政治意义，原文似乎不太可能被修改。”汤若杰著《英译本〈寻乌调查〉“导言”》，刘慧译，《史林》2009年第3期，第69—81页。

通过认真阅读与比较，我同意汤若杰的这一结论。这是因为，我发现《寻乌调查》所载乡村地权结构与我在浙江南部石仓村中的研究所得有着高度的一致。这就让我萌发一个念头，是不是可以将我在浙南乡村地权研究之所得，用来对《寻乌调查》做深度的比对，以揭示《寻乌调查》所反映的东南地区传统地权结构，加深我们对于这篇著名文献的理解。

实际上，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已经展开这一工作，其中用力最勤者，当属温锐的相关研究。温锐：《清末民初赣闽边地区土地租佃制度与农村社会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64—75页。《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