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政府开始从工作岗位和福利供给层面关注社会企业。在自发性社会连带经济组织和民间非营利团体的主导下，与以限制行政机关裁量权的注册制为基础发展社会企业的欧美国家不同，韩国以政府调节社会企业的增减、决定其认可的许可制为基础发展了社会企业（，2014）。包括该认证制在内的《韩国社会企业培育法》是2007年制定的，这与欧洲的社会企业法制化建设相比并不晚，作为许可制，在亚洲尚属首次。政府从2007年开始到2018年为止，共给2123个公司及社会组织赋予了社会企业资格，这在十多年间增长了37倍多（2007年为55个）。但是由于认证制抑制了社会价值的体现，因此有主张认为应该转换成以社会企业独立法人为基础的注册制。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韩国的社会企业支持行政体系中，以公共行动者的作用和慈善事业中社会价值的发现为基础，提出社会企业制度革新方案。在社会企业发展初期，体现行政管理和其增长之间不可分割关系的韩国事例，将会对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有借鉴作用。本研究的范围是认证支持行政体系和社会企业认证制的制度创新，研究资料包括2007～2018年与社会企业认证有关的政府资料、文献及现场利害关系当事人的采访材料。

既有研究

（一）社会企业的概念

社会企业是以同时追求收益和公益作为组织认同，将营利再投资于社会价值实现而非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这可从欧洲和美国的视角分别了解（Borzaga ＆ Defourny，2004；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2003）。前者基于连带意识，将社会企业视为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的社会安全手段（Borzaga ＆ Maiell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