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基于社会治理视域下构建以“平安校园”为载体的违法犯罪风险事前防控新机制，成为有效弥补司法干预局限性与单一性，整合司法、社会、行政等多方治理资源的新尝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提出以“市域综合治理”“网格化治理”“平安建设”等为载体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下简称为“双治现代化”），打造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这为探索校园风险防控新路径带来了重要契机与之前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相比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范围更广，层级更多，是从变革现有基层治理体制的角度出发，在“平安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一方面整合司法资源与非司法资源构建对违法犯罪预防的新机制，另一方面强调在社会治理中犯罪防控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意义。。现阶段，校园安全治理存在“涉及事项庞杂、参与主体多、评价规范不具有实操性”等较为突出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社会十分关注校园欺凌、性侵等未成年违法犯罪预防工作，但开展效果却屡屡陷入“怪圈”之中：一方面，司法机关普遍将打击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安全作为工作的重点，在财政支持、物资装备、人员保障等方面提供较为全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从实际统计的数据来看，未成年人涉及违法犯罪的数量仍呈现高发态势。2016年一项针对中国29个县10万余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经常遭受欺凌的学生比例为4.7%，偶尔遭受欺凌的比例接近29%。陈璇.青少年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干预模式研究——基于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模型的构建［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9（1）：34-55.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贵州黎平七中一男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