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引论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差异是一个令无数学者着迷但又为其所困的话题。尚不讨论国家与国家之间制度上的差异，一国之内不同的区域都会形成不同的制度。就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模式而言，我们不仅有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差异，同样在长三角内部还有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差异，珠三角内部还有深圳、东莞与顺德等其他地区的差异，甚至连同一地区不同的村都有一些差异。折晓叶、陈婴婴：《产权制度选择中的“结构-主体”关系》，《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第64～81页。但是我们又会发现在一定的区域内制度的多样性程度远比其他区域的制度多样性程度要高，这是为什么？以本研究所探讨的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来说，广州、深圳地区就比上海、浙江等地区的改制方案要丰富。

对既有文献的梳理表明，乡镇企业改制的差异是地方权力结构的产物。同样是集体性质产权的改革，权力结构也影响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中的方案多样性程度，不同的权力结构与工业化模式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是本章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本章首先分析村集体的决策自由度与方案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随后对改制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特点进行分析，最后讨论早期工业化模式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本章的结论是：当村集体决策自由度高时，一个地区的改制方案会比较丰富；当村集体决策自由度低时，一个地区的改制方案会比较单一。村集体决策自由度作为改制时权力结构的一个方面，受制于早期工业化模式中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中以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模式为代表，村集体不仅仅依赖地方政府，同时还依赖地方企业，Walder，A.G.“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An Organiz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