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中长期激励作为调整分配关系的重要举措，备受政府、企业和学者关注。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股份制改革，到近年来科技型企业分红激励试点，对于如何突破国有产权制度下的代理人激励困境、克服体制性缺陷、激发内部系统性活力，国有企业从未停止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和发展的进度进一步加快。国务院国资委2010年发布了《关于在部分中央企业开展分红权激励试点工作的通知》（国资发改革〔2010〕148号），开始在中央企业推进分红权激励改革试点；2016年财政部、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国有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暂行办法》（财资〔2016〕4号）等十多个中长期激励政策性文件，形成了“3+2”政策包，“3”就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科技型企业股权和分红激励、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2”就是超额利润分享、骨干员工跟投。2021年初，国务院国资委还印发了《“双百企业”和“科改示范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操作指引》，进一步拓宽了政策空间，丰富了中长期激励工具箱，为不同类型、不同战略、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了更多选择，释放出积极的改革信号。政策文件的密集出台，为检验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的路径以及国企改革实践的效果提供了研究的机会。

国家中长期激励相关政策

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在国家政策层面呈现逐渐完善的发展过程。如表1所示，国家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分别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规定和要求。通过对政策文件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长期激励方式的前提条件、激励对象、激励来源、考核要求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企业差异。

表1 国有企业中长期激励政策汇总

按照政策要求，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激励方式的选择在公司治理结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