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的研究不仅表明，人口流动过程会影响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而且还发现女性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要显著地高于男性农民工。本章将在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人口流动的情景探讨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分析流动过程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并探讨这种差异反映了当前农民工夫妻之间怎样的性别关系问题。为了实现这个研究目标，本章分别对男性农民工样本和女性农民工样本采用嵌套模型建立泊松回归模型，识别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此外，本章还分别对男性农民工样本和女性农民工样本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了解影响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机制是否也存在性别差异。

研究目标

已有研究发现人口流动是导致婚姻稳定性下降和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梦滔（2011）通过分析2003～2009年村级微观纵向数据发现，那些外出务工比例高的村庄，其离婚率也高。杜凤莲（2010）通过分析微观个体数据，发现有外出务工者的家庭其离婚率高于没有外出务工者的家庭。莫玮俏、史晋川（2015）通过分析农村微观截面数据发现，相对于未流动的夫妻，无论是共同流动，还是单独流动的夫妻，其离婚概率都要更高。马忠东、石智雷（2017）通过分析流动人口家庭调查数据进一步发现流动过程会增加离婚的风险。上一章的研究也进一步发现流动过程中的流动结构，与流动相关的社会结构和意识结构的变化都会影响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然而，这些研究在分析流动过程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时缺少性别的视角。

从人口流动对性别关系的影响来看，一方面，虽然人口流动扩大了农民工的通婚圈，但中国的性别失衡使农民工的通婚圈的大小可能存在性别差异。相对于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