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指引入私人承包商来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仍然保留其资金提供者的身份，但不再是服务的生产者和直接提供者（Young，1999）。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备受各国推崇，成为公共部门改革中最引人瞩目的一项制度安排。在中国，2013年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上升为国家战略，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由此如火如荼，遍地开花。然而，作为舶来品，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在中国并未取得立竿见影的预期效果，而是有些“水土不服”，遭遇私人资本增值动机支配下的私人垄断、降低服务质量、抛弃部分顾客的撇脂行为等风险，甚至出现密尔沃德所称的“空心化国家”现象，从而损害政府的合法性与社会公正（王雁红，2012）。事实上，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涉及地方政府、承包商、社会组织以及社区民众等行动主体，并衍生出主体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过程就是一个利益相关者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进的博弈过程。本文拟以利益相关者和演化博弈论为理论工具，建构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模型，深入探讨地方政府、服务承包商、评估机构以及需求民众等不同主体的演化行为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影响机制，提出有针对性的机制优化方案，旨在提高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质量和效率。

根据制度设计的初衷，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被认为可以节约资金、提高效率与质量、增强责任性，可以削减政府规模、提高顾客满意度。然而，现实表明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并不尽如人意。从政府视角看，民营化可能造成财政混乱、服务质量下降和成本攀升等（Hodge，2000）；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显示出严重的“供给方缺陷”（凯特尔，2009）。美国实践显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论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