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分析与中国绿色金融制度的实践

关于金融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阐述比较清楚的是两条主线：一是McKinnon（1973）和Shaw（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即M-S模型；二是Stiglitz和Greenwald（2002）的制度内生的新范式，即S-G新范式。在M-S模型中，McKinnon在修正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引入了金融改革因素与储蓄因素，认为储蓄倾向可变，金融改革后，资本产出比增加，储蓄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率提高；而Shaw从货币非中性角度出发，认为它可以通过节约交易成本和促进资产组合发挥债务媒介的作用，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McKinnon（1993）对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式和绩效理论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提出“金融剩余”和“金融控制”，并且由于中央政府对国有银行的金融控制，金融剩余得以迅速累积，生产的增长也变得与金融变量紧密相连，对其高度依赖。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Levine（1997）指出金融发展终将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Stiglitz和Greenwald（2002）把这些制度因素“内生化”于既有的框架下，建立了新的范式，强化了政府的积极作用，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金融市场是有限竞争的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强制干预保证有些企业可以以相对合理的条件获得信贷供给，提高市场效率。因此实行不同的金融制度，其货币体系和银行体系的制度结构的变化不同，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不相同。

我国的绿色金融制度实行如果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环境保护局颁布的《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