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的特征

本章目的有二：第一，用斯密模型来预测由分工带来的新产品和相关新技术的出现；第二，用一个关于内生专业化及迂回生产链中内生链条个数的斯密模型来研究工业化问题。

从斯密（Smith，1776，p.14，p.105）、约瑟夫·哈里斯（Joseph Harris，1757）、乔赛亚·图克尔（Josiah Tucker，1756，1774）、黑格尔（Hegel，1821，p.129）到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和沃克（Walker，1874，pp.36-37），很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了新工具、新机器的出现及相关新技术的发明依赖于分工的发展。这种古典学派的发明与技术观和以储蓄与技术为基础的新古典学派是很不一样的。发明、分工网络规模、交易条件和发明活动中的分工在工业革命时期（1750～1830年）的关系可见墨克（Mokyr，1993，p.26，p.35）、罗森伯格和巴泽尔（Rosenberg and Birdzell，1986，pp.163-165）和马歇尔（Marshall，1890，p.256）。对他们而言，工业革命之前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新技术出现提供了足够大的市场容量及相应的分工网络规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创新取决于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它不考虑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社会的分工水平（见第15章）。与之相比，古典主流学派认为，新机器和新技术的出现是由分工网络规模与相关市场容量决定的。如果分工网络没有充分发展，新技术就不能发明，即使被发明出来，也无法商业化。这就是中国早就发明了纸张、指南针、印刷术和冶金术但没有产生工业化的原因，而这些技术在欧洲的分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