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为何及如何从分工中出现

色诺芬（Xenopnon，见Gordon，1975，p.41）、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83，p.947）、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及马歇尔（Marshall，1890）早就认识到分工与城市出现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发展出解释城市如何从分工中出现的一般均衡分析。有两种方法探讨城市化和分工的关系：一种方法是由杨小凯（Yang，1991）以及杨小凯和赖斯（Yang and Rice，1994）提出的，强调个人专业化水平和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内生；另一种方法是由福基塔和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提出的，强调商品种类数的内生以及规模经济。

杨小凯的模型（Yang，1991）预测，如果所有人居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则交易效率会因每对贸易伙伴交易距离的降低而提高，因此，分工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也会提高。但是，该模型不能预言城乡二元结构的出现，因为按照该模型的思路，所有的人都应该居住在一起。

福基塔-克鲁格曼模型背后的故事如下：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消费多样化工业品的好处以及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一些两难冲突。农业是土地密集型的，所有农民必须分散居住在农村地区；工业品不是土地密集型的，所以，制造业可以集中在城市里。此外，随着制造业者的居住场所集中在城市，在降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易成本和提高农村农民与城市制造业者之间的交易成本之间就会存在一种两难冲突。人口规模或交易效率的提高，就为折中这些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提高生产力、人均真实收入，以及消费多样性。作为分工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