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年来，由于农会信用部经营管理面临许多问题，农会研究因而逐渐受到重视。有关农会组织的研究已日趋多元化，大致而言，可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是有关农会组织与制度的研究（郭敏学，1977；陈胜聪，1979；蔡宏进，1994；胡忠一，1998；严建贤，2001；丁文郁，2001）。早期郭敏学教授从历史发展与组织演进的角度，探讨农会多目标功能的特征，其研究为后辈研究者奠定基础；近期学者如何聪贤、蔡宏进教授等在台湾农会组织与功能，以及选举制度、选举过程所衍生的问题上，提出许多改革建议，期对于农会的经营管理有所帮助。第二类是农会信用部经营管理的研究，最近也因农会信用部爆发许多超贷冒贷弊端，诸多有关基层金融机构的研究，便转而探讨农会信用部，特别是对农会信用部经营弊端提出广泛讨论，并提出改革之道（蔡秋荣，1996；陈介英，1996；廖朝贤，1996；陈希煌，1997），其中以前农委会主委陈希煌的研究，及其所提的改革见解最具影响力。此外，另一类研究焦点，则是聚焦于农会与政治、农会与国家机关的研究，特别是农会经营管理者与地方派系政治的关系，学者都集中于某一个案，以深究地方派系的动员与其掌控农会枢纽的方式（陈介英，1996；黄德福、刘华宗，1995；赵永茂，1997；廖坤荣，1997，2002a，2002b）

整体而言，多数研究者都针对农会组织及功能广加检讨，对于信用部经营管理的研究，偏重于农业经济与金融功能研究；而在农会与政治的研究，则集中于农会与地方派系政治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一致称赞农会对台湾农村发展的贡献，同时也点出农会与政治关系，及此一关系所衍生的经营管理的困境，表面上农会的问题出在“经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