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福利国家的目标似乎出现了完全的逆转。在20世纪80年代，福利国家仍然被看做市场和个人之间的政治调停者，以使市场的结果更容易被公民承受。艾斯平-安德森的《政治对抗市场》（1985）一书以及同样划时代的著作《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1990）中对“去商品化”这个功能有精炼的阐述。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去商品化的原则也正是福利国家始终作为耙子受经济和道德批判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福利国家的研究者们变得热衷于研究日益增长的劳动力的参与，尤其是妇女的参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冒险把“商品化”当做社会政策的目标（如，Streeck，1999：6）。事实上，增加劳动力的商品化程度是投资型国家的主要职能。“投资型国家”这个概念也因为吉登斯《第三条道路》（1998）一书被大家知晓。在这本书里，吉登斯同时指出：老牌福利国家寻求保护人民，使他们免受市场带来的风险，而社会投资型国家则力图使人民在市场中变得强大。

投资型国家的观点存在多种表达方式——许多研究者不喜欢讲社会投资国家，但是愿意讲“现代化的社会政策”或“新风险”等（参见Clasen & Siegel，2007）。被指出既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又是对“福利国家紧缩”的威胁的矫正（Jenson & Saint-Martin，2003）。从去商品化福利国家到商品化——社会投资国家的转变是西方国家应对低成本经济体竞争的政治战略的主要部分。吉登斯（1998：1）甚至声称，全球秩序的这些变化可以被有效管理以实现社会团结和繁荣。另一方面，评论家指出，人类生下来并不只是为了使劳动力市场膨胀，因此，社会投资不是满足所有社会保护需要的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