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不断以“流动就业”或“定居”方式融入流入地，带来大量租房、购房需求。在关于住房需求的研究中，家庭住房模式选择是一项重要内容。借鉴Henderson和Ioannides（1983）、Ioannides和Rosenthal（1994）的思想，本章在区分投资性和消费性住房需求的基础上，对家庭住房模式选择进行理论分析。住房模式分为仅租赁住房（Rent 1）、拥有自住住房同时租赁住房（Rent 2）、拥有自住住房（Own 1）及同时拥有自住和非自住住房（Own 2）四种模式。随着投资性与消费性住房需求之差的增大，家庭住房模式由低向高逐渐转变（Rent 1—Own 2）。已有文献基于中国转轨经济现实，认为市场力量和“单位”及“户籍”等体制性规则共同影响了家庭的住房模式选择（Li，2000；Huang and Clark，2002）。本章进一步分析中国户籍制度特点对居民住房模式选择的影响机制，认为户籍背后本、外地居民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增大了有定居意愿外地居民的定居成本，降低了其投资性需求，外地居民倾向于选择较低住房模式。

文献回顾

Henderson和Ioannides（1983）基于家庭消费和投资决策建立了一个住房租买选择的基础理论框架：住房作为消费品可提供居住服务，家庭可通过租房实现消费性需求；住房资产作为投资品可带来收益，家庭可通过购房实现投资性需求。当投资性需求远小于消费性需求时，家庭选择仅租房；当投资性与消费性需求相差不大或投资性远大于消费性需求时，家庭选择购买自住住房。Fu（1991，1995）在此框架下，进一步考察了风险规避及流动性约束等因素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