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丧礼是关于死亡这一生理限制的一种仪式，虽然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但几乎在所有文化中，丧礼都是一种被关注的公共事件，所以，势必成为人类学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将丧礼作为一种习俗，专注于对各种丧葬仪式的收集；现代人类学关注的则是丧礼的社会功能，包括维系宗教、宗族、世系群等。

进入中国语境，中国农村的丧礼被当作一种与宗族结构相关的仪式。仪式研究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人类学家关注丧礼中的仪式，但并未对仪式的定义和含义形成定论。一般来说，这些研究均假设仪式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化。另外，不论是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对华北农村社会的调查，还是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华南农村社会的调查，都将中国农村社会的宗族因素纳入考虑范围（麻国庆，2001：184）。麻国庆教授（2001：195～201）认为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的一些田野调查缺乏一种理论上的升华，只关注现象的描述，而黄宗智和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人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小传统文化对大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民间社会对整体社会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后，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回国后开始主张社会学的中国化，到了三四十年代，以“家”为核心的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进入全盛时期。

关于丧礼中的随礼行为，人类学主要以礼物研究为主，礼物研究可以追溯到莫斯的《礼物交换》。将中国农村丧礼中的随礼行为作为一种“礼物交换”进行研究，最有代表性的是阎云翔（2017）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他从每个家庭的“礼单”出发，洞察了“人情”与“面子”之下处于关系网络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