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背景

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在国家层面的语言和文化政策背景中制订的双语教育政策，其改革和发展往往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异，并无单一模式可言。双语教育政策作为一种语言政策，散见于各种政策、计划或规划文件中。对于双语教育政策研究而言，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双语教育政策的目标和理念导向到底是什么？鲁伊斯（Ruiz）提出在政策中一般将少数民族语言作为问题、权利或者资源。语言即问题导向把少数民族语言视为习得主体民族语言的障碍，通常表现为过渡性语言教育政策，目的是语言和文化的同化。语言即权力导向承认人类语言存在的权力，通常表现为单向模式的双语教育，学生在学习主流语言的同时还保留母语的使用。语言即资源导向尊重语言的多样性，开展多语言教育，这被称为双向模式的语言教育。

有研究者提出双语教育问题有两个层次：一是法律和政策层面的双语教育问题，二是学习与教学层面的双语教育问题。从教育政策研究的传统视角来看，这是一个问题的不同阶段：双语教育政策的宏观制定和微观执行。当前的政策研究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关于政策阶段理论的理解，即政策并没有明显的制定和执行阶段，因为政策会被执行者实施，他们对政策的理解让政策执行变成一个动态的甚至不相关联的过程。莱文森和斯通（Levinson & Sutton）提出一个社会结构化的方式来分析教育政策，重点分析政策蕴含的权力并强调分析政策偏移：“政策偏移主要是由于政策执行者参与成为政策的一个要素，把一些无关的机构资源甚至自己的偏好也带入了政策”。柯森（Corson）也认为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尤其在学校情境中充满着持续的对话和互动，这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