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管理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社会管理制度，是其他和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社会制度的基石和依据。长期以来，我国执行了一套以户籍登记为基础的、城乡分离的二元式人口管理制度。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陆益龙：《1949年后的中国户籍制度：结构与变迁》，《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25页。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新中国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确立和管理法制化的开始，进而为二元化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该项条例仍然是新中国户籍管理中最重要的法规。

对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评价及改革趋势的基本判断

（一）户籍管理制度是我国人口管理模式的基本形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的产物

我国的户籍制度以治民和社会成员的身份化、等级化为基本特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一制度的有效实施，对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社会秩序、控制人口盲目流动、促进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合理分布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国家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最终实现了政府对秩序的重建和对社会的控制。

户籍制度本身应当主要作为人口登记管理的工具，但是我国的户籍制度从建立之初就被赋予了本不应该由它承担的许多政治、社会和经济功能，而这些功能又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被强化和放大，使得以人口管理制度形式存在的户籍制度发展成为我国公共福利体制的载体性制度，户籍制度上过多的利益附加已远远超过了户籍制度本身。在国家有限财力下仅向城市居民提供的就业安置和住房、医疗、粮食、教育等福利补贴制度，均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城乡边界，体现了户籍管理集政治、经济、社会等管理职能于一体的特征。

同时从某种意义上讲，以户籍制度作为主要载体的二元体制以及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