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四章主要是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得到林农可以接受的最低造林补贴标准，从主观上讲林农的受偿意愿是其愿意接受的最低标准，但为了避免林农高估其受偿意愿，本书从机会成本视角比较客观地测算了林农的最低补偿标准。综合主客观两个方面计算得出的标准，可以避免由政府主导的补贴政策实施而忽略了林农的补偿诉求，也就避免了在造林以及后期维护管理工作中的消极怠工，从而可以保证森林的“双增长”，并实现造林项目的政策目标。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前提下，森林生态补偿标准确定不科学严重地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于金娜、姚顺波，2012）。考虑到世界及国家对碳吸存效益的重视程度，并且植树造林和持续森林管理能够增加碳吸存（obschatko et al.，2010），故本章的研究更侧重于从政府角度考虑，将森林的外部效益定位于可量化的碳汇效益（van Kooten et al.，1995；Huang and Kronrad，2001），用碳吸存效益来代替森林的外部性，来研究考虑碳吸存效益的造林补贴标准。

森林碳吸存效益的重要性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林业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的作用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已经被视为重要的具有碳吸存和改善生态环境作用的林业活动。许多学者（Adams et al.，1993；Parks and Hardie，1995；Plantinga，1997；van Kooten et al.，1992，1999）也已经达成共识，认为造林是非常重要的碳吸存工具，可以缓解全球气候的变化。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实施造林补贴计划来刺激森林所有者去种植防护林，这就为解决气候变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