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因为村庄社会结构的不同呈现出来，而村庄社会结构则由农民的“自己人认同”及村庄社会关系模式而形塑。

在不同类型的村庄，农民形成“自己人认同”（即“我们感”）的机制和过程是不同的。如何形成“自己人”概念？社会心理学家杨宜音给出的答案是“类别化”和“关系化”。所谓类别化，就是通过角色义务规定，也即身份性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所谓关系化即指在建构“自己人”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相处是关键。杨宜音的答案分别对应于农村社会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血缘关系的架构来自于传统文化的民间教化，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血缘关系的形成及其在熟人社会的运作具有先赋性特征，血缘标定农民的身份，血缘关系组织熟人社会的结构。地缘关系的形成多与移民社会的性质有关，农民之间的血缘联系较弱，彼此之间的地缘关系成为主导。地缘关系具有后致性特征。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农村的社会关系模式可划分为三种：血缘关系主导、地缘关系主导、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混合。三种社会关系模式构成了贺雪峰意义上的三种村庄社会结构状态，即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分散型村庄。

团结型村庄多是宗族性村落，聚族而居，血缘联系紧密，组织结构也较为明显，农民的行为遵照“人情原则”。宗族是一个层层向外延伸的体系，从亲房到大房，从自然村到本地域的祖先，祠堂是其象征。尽管宗族可以不断向外扩展，不过，由于共居一处的地域总是有个范围，因而就凸显出自然村的重要性。在团结型村庄，自然村通常是血缘和地缘关系的重合，既是一个行动上的宗族组织，也是一个团结的集体。团结型村庄的特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道德、伦理、礼仪、规矩都导向“团结”，二是村庄中的象征体系（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