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刀耕火种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文盲的基础上。

——原云南省委书记闰红彦

正如怀特（White，1967）指出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是特定的知识体系作用的结果。“知识是人类认知的成果和结晶……人的一切知识都是在后天实践中形成的，是对现实的反映”（辞海编辑委员会，1999）。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不同地域的人群积累了与自然相关的丰富的知识储备。就自然知识而言，有以下三点需要强调。第一，自然知识反映了特定群体对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特定地域的群体有共享的自然知识，传统知识中大都包含了敬天、畏天的情愫，而现代知识则更多体现科学、理性的精神。第二，自然知识可以指导人对自然的利用方式。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对水、森林、草原、土地等资源的功能认知是不同的，认知差异决定了人对自然利用方式的差异。第三，自然认知具有变异性。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日渐增强。受到权力、资本、科学等现代性因素的影响，地方传统的自然知识日益被新知识所取代。

山地民族传统的刀耕火种农业富含地方性生态知识，与当地生态具有较好的匹配性。这种知识体系体现了当地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但是，刀耕火种农业在1949年以后经历了一个“问题化”的过程。从生态角度看，它被认为是毁林、破坏生态的农业方式；从产出上看，它被认为是低效落后的农业。刀耕火种农业逐渐被政府禁止，政府致力于推行汉区精耕细作的农耕知识体系。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包产到户”后，现代科学知识逐渐成为政府推广的主要农业知识体系。当地出现了农业知识体系外来化的趋势，汉区农耕知识、科学知识先后试图替代传统农业知识。下面笔者将梳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