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传统等同于愚昧落后，“如何改变乡村现状”自然地成为所有研究的出发点，人们通常只为改变它而研究它。尽管已经有人注意到中国古代乡村管理制度的高效率张维迎、邓峰：《信息、激励与连带责任——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法和经济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但总体上整个学术界仍然是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优越感占上风。如果总是用这样的思路去研究，我们就会经常发现研究结论无助于解决问题。因为在“城市中心论”视角下乡村问题全部是“乡下人”的落后造成的，而在社会资源日益城市化的今天，“乡下人”拿着城里人开出的药方永远会力不从心。这样的现状提醒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视角去寻找答案。

为什么乡村的负责人饱受来自动机、品行、能力、素质等多方面的批评，而在构成上与之相似的城市居民委员会却很少受到类似质疑呢？调查现状、追溯历史就不难发现，人们对乡村领导人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人对传统的社区管理制度的批评。城市已经是职业社会，行业规范和职业规章制度有效地约束着城市居民的行为，行政和法制管理是间接的。而乡村生活着一群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业经营者，他们没有遵守那些职业规章的义务，行政和法制管理必须直接作用到每个人。正因为如此，即使国家的行政和法律对于全体国民是一视同仁的，也必然出现乡村管理“弱化”的事实。这表明过去、当前和将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乡村问题并非“乡下人”造成，它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城乡的这种差异与80年前学者描述的中西方差异非常相似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

研究目的应该是村治研究的第一个层面贺雪峰、肖唐镖：《村治研究的分层与深化——对乡村政治研究的一项初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