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和当前的农民并不是未来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来不会从业于农业，即使仍然务农也不再是目前的小规模家庭口粮农业，所以我们应该在“乡村居民”意义上讨论“农民贫困”这一世纪问题。

对于转型期的乡村居民，从以农业经营为主的生计方式改变为以劳动工资为主的生计方式，必然面临相当长的阵痛。社会转型之所以最终把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职业者，直接的动力是职业方式的生计比家庭经营有更高的收益。显然，在漫长的转型阶段内乡村的农民都必然会比城里的职业者收入更低，这就是转型期的乡村结构性贫困问题。这种结构性贫困几乎可以在社会转型的任何阶段看到。

第一节 80年来的归因

中国知识界对三农问题的探讨可以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正如一位美国学者观察到的那样，在1920年以前很少有学者关心中国的农业，也几乎没有写出关于农民的学术著作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13页。。但那以后农民贫困就成为最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使在强调工业化的最近20年，有关农民的研究论文也数量惊人。

80年来关于农民的研究有两个不相称。一是研究成果与政策方案在数量上不相称，大量的研究只产生了少量的政策方案；二是研究结果——农村政策需要付出的社会代价与可能得到的实际效果不相称，除了农业科研使农业生产技术大幅度提高外，包括土地改革、合作化、联产承包责任制、九年制义务教育、乡村合作医疗、知识青年下乡、免除农业税等等一系列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都相当大的措施，并没有消除甚至缓解农民的相对贫困。因此我们首先该自问：长达80年的研究我们到底知道了什么？

农民负担论

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和以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