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意愿上，国家、村庄领袖以及农民可以达成共识，国家推动“现代化”的目标与农民希望“过好日子”的期待具有某种共性。在“生产主义”逻辑中，这种发展方式被限定在土地利益的实现上，这种褊狭的发展方式将对土地的生命形态产生影响，进而对乡土社会的形态产生影响。本章通过黄村的土地开发来展现此种影响。

土地贯穿着黄村人关于国家与自我的观念。在有关土地的调查中，我们很难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农民有关地权的主观认知。黄村在土地上做了很多文章，且这些做法的主旨是将农民土地移作他用，这显然是有损农民利益的，但很多黄村村民这样对笔者说：“土地是国家的，你个人又能怎么样？”一些学者认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集体都是“模糊产权”，容易造成不清晰的权属界定，进而会成为侵害农民利益的根源，解决的办法就是清晰地划分权利主体，将土地划归农民所有。但从主观认知来看，仍有很多农民坚持土地的“国家”属性，有研究者将之称为地权的“文化建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正是这种“大传统”塑造“小传统”机制的生动表达。有关地权的问题本书将在下一章深入讨论，农民对附着在土地之上的国家的认识与观念，是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乃至国家治理文化的关键，回归到土地自身的问题上，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土地的政治性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些二元论式的分析框架，成为我们理解土地政治性潜在的前提，如“大传统-小传统”所暗含的一种源于国家正统与民间小传统的交锋，“国家-社会”的二元区分暗含了一种假设，即村庄作为社会的单元，是处于国家对立面的社会实体。在这种二元框架下，农民的抗争行为是最能体现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现象，前文辛文俊与挖掘机的对抗在村干部那里被阐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