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笔者2008年参加湖北京山农村调研时2008年9月27日至10月12日，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贺雪峰、董磊明两位教授组织近40人的调研队伍进驻京山农村，在两镇10村蹲点调研半月。董磊明、汪永涛、刘燕舞和李晨参加了鄂村的调查。本文的主要观点受益于这次集体调研和集体讨论，在此谨表谢意！发现，当地自杀率极高，老年人自杀正常化为一种村庄秩序。这与笔者2008年在江西吉安农村调研笔者于2008年8月15～30日，独自到江西吉安白术村就农民自杀和信仰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本文所涉及的人名、地名都做了技术化处理。的现象完全不同。在江西吉安农村，自杀是村庄中的极个别事件，会造成巨大的村庄舆论。是什么原因导致两地农民自杀行为的差异如此大呢？这引起笔者强烈的兴趣。

目前国内对自杀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展开，其中以费立鹏主持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为典型代表，他们不但对自杀进行研究，还竭力进行自杀干预。这种研究基本局限在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没有真正进入自杀者的生活世界。涂尔干（1996）认为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

基于中国人家庭生活的重要性，不少研究者从家庭着手，特别是从家庭权力结构出发来理解自杀问题。《农家女百事通》杂志社编撰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1999）一书认为，农村妇女自杀与家庭结构中的公正失衡相关。在对老年人自杀的研究中，颜廷健（2003）尝试用“丧失”模型对老年人自杀做出解释，认为老人遭遇健康、角色、地位、价值以及养老支持和孝道文化等一系列丧失后，处于家庭权力结构的最低端且无力反抗，使许多老人对生活和生命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