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农民自杀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的关注最先将中国自杀状况披露给世人的当属以费立鹏教授为首的回龙观医院的研究者，他根据卫生部死亡率资料推算出农村人口自杀率为27.1人/10万人。。已有的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入手。第一条路径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描述自杀行为在城乡、性别、年龄等层面上的不同分布（He & Lester，2002），从而揭示自杀在病理学及预防学上的意义（Phillips等，2002；Ji等，2001）。安琳与贾会学（2007）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我国和42个国家的女性自杀死亡资料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女性自杀死亡率较高，25～34岁以及65岁以上年龄组是预防自杀的重点人群。颜廷健（2003）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年报》公布的1990年、1995年和2000年3个年度的统计数据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老年人自杀状况，认为农村老年人的自杀率明显高于城市，且这种差距在不断拉大。但是这些个体化的研究很难进入自杀者的真实世界，因而对于自杀行为内在机制的解释存在不足。

第二条路径从家庭结构的角度出发，将自杀行为嵌入特定的家庭生活之中，从而揭示出家庭内部的权力博弈与张力。陈柏峰（2009）基于湖北省京山县6个村的质性调研，以30年来发生的206起自杀案例为材料，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老年人自杀经历了从激愤型自杀向绝望型自杀和孤独型自杀的转变，这其实反映出代际关系变迁的过程。换句话说，自杀类型的变化，实际上映射出代际关系的变化。吴飞（2007）认为家庭生活是情感与政治的一种混合。一方面，家庭成员之间有相当密切的情感依赖；另一方面，家庭生活又是一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