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2002年，费立鹏（Michael Phillips）在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中国自杀率：1995～1999》一文，向世界公布了中国的自杀率，引起了国际和国内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004年卫生部通过抽样调查得出，2003年我国农村75～80岁的老人自杀率为101人/10万人，80岁以上的为132人/10万人，远远高于农村的平均自杀率和同龄城镇老人自杀率。由此可见，老人构成了农村自杀的重要群体。对老人自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费立鹏将自杀视为公共卫生问题，从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将自杀原因归咎于自杀者个人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特点。在此种研究视域下，自杀被视为一种高度个体化和个人化的现象，而自杀者所赖以生存的生活处境和社会环境的作用被忽视了。针对公共卫生视角下自杀研究的局限与不足，之后的很多学者沿袭了涂尔干的自杀研究传统，即将个人行为的社会规定性作为认识前提，充分探究导致个人自杀行为的外在原因。对涂尔干研究传统运用得比较出色的要数当前关于我国农村自杀现象的研究，并分化出三种研究视角，分别是文化与价值视角、村庄社会结构视角和家庭视角。

文化与价值视角。杨华等（2009）基于对湖北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调查发现，该地形成了一种类似自杀秩序的文化现象，人们不仅对老人自杀不存在偏见，甚至认定老人到一定年龄、遇到一定事情就“非要走自杀这条路”不可。刘锐等（2014）将农村老人自杀问题直接上升到深层次的价值层面来分析，他认为家庭生活伦理性的丧失、村庄生活规范性的弱化所造成的价值迷失是导致农村老人自杀的重要原因。文化视角下的研究有赖于作者对自杀者所处社会文化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