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对安徽省农村改革过程的具体考察之前，我们有必要先进行一个背景性的考察，了解人民公社时期，农业生产领域如何成为现代国家重要的治理目标，传统的乡土社会经历了何种改变，以及农民对这种变革的应对与调适。更为重要的是，在集体化末期，这种治理方式面对着何种境遇，国家和农民关系呈现何种状态。这些是我们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发端无法绕过的历史背景。

乡土社会成为国家改造的重要目标

“权力与生产发生关联并不奇怪，因为所有的政权都会由于财政需要而关注生产。”（李放春，2005：247）然而在传统社会中，权力对生产的介入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赋税和徭役制度是皇权与农业生产发生关联的主要渠道，权力对生产的关注更多的以祈雨、祭天、春耕等象征性的形式来表现。

现代国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权力对生产控制的方式。这种控制的增强并不单纯表现在税收政策或利益分配的经济角度（Shue，1980）；也不能只从国家连续发动的大大小小，此起彼伏的“运动经济”、“群众大会”和“阶级斗争”等政治活动中得到证实（黄宗智，1998；程秀英，1999）。伴随着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1956年之后的农民生活实际上是向日常生产转移。国家出于“常规化治理”的考虑，需要建立起一种基于日常生产和生活进程的合法性，展开诸如制订农业生产计划、配置劳动力、督导具体生产过程和节奏等活动直接介入生产过程。

如果说在土改时期，国家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上，强调农民作为一个“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立（何江穗，2001）；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国家区分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作社集体化）这样两种不同的农业发展道路；那么在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