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最先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总裁埃尔多安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之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从中长期来看，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提供一个能够持续激励且又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以此促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加快，避免社会阶层的固化。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并不在于一时的经济增长得失，而在于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如何测算适度的新常态增速，以及在这一稳健增速下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本文主要尝试从多个方面测算中国经济在“新常态”状态下的合理经济增速。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新常态，许多学者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刘世锦（2014）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新常态，其间的平均增速可能降至6.0%左右；消费率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到2023年将分别上升60%和57%左右。袁富华（2010，2012）立足于Mitchell和Maddison的历史统计数据库，分析发现19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与生产率增长减速密切相关，而生产率减速则是产业结构服务化这种系统性因素造成的；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结构的服务化趋势将逐渐增强，结构性因素可能压制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逐渐转化为“新常态”。陈彦斌等（2012）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具有长期化趋势：在基准情形下，预计中国“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的平均潜在经济增速较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