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对法律解释（包括司法解释）的研究成为我国法理学界的一大亮点。不论是理论法学界还是部门法学界，都对此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思考，翻译、发表和出版了不少关于此问题的论文和专著，对法律解释问题的研究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法学界尤其是理论法学界的学术水平。关于中国法学界对法律解释（司法解释）问题的研究状况，谢晖和陈金钊两位学者作了一个很细致的文献目录，参见谢晖、陈金钊《法律：诠释与应用——法律诠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第221～229页。本文无意于对中国的司法解释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在回顾中国司法解释在一个“长时段”里所走过的路的基础上，从寻找外部的合法性与追求内部的规范性两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和研讨。

我国司法解释实践之回顾

司法解释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审判工作中具体适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解释。将司法解释作为一种单列的权力，由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审判工作的需要专门制定发布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规则，并作为全国法院系统审理案件的重要依据，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法律解释现象。关于中国的法律解释权和解释体制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第220～259页。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来源于1955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中“凡关于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进行解释”、1981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