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以公共性建构中的功能合作与权力困境问题为核心，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间组织和政府关系的演变及其特征。结构上包括一个引言和五个部分。引言简述改革开放的由来和社会转型的起因；第一部分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组织的两种生长路径；第二部分概括民间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基本逻辑及中国模式的特征；第三和第四部分分别从公共服务合作和公共政策倡导两个方面，探讨基于公共财政资金的民间组织与政府的关系的发展和民间组织在政府决策中的参与；第五部分从公民权利视角分析了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发展路径。

引言

1949年建立起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美国政治学家邹谠提出。Tsou Tang. “Revolution，Reintegration，and Crisis in Communist China：a Framwork for Analysis.” in Ho Ping-ti & Tsou Tang（ed.）. China in Crisis. V.1 Book 1.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pp.277-364.邹谠在《危机中国》一书中提出，晚清以来中国出现的危机主要表现为以整合危机为主的“总体性危机”，社会的整合和秩序成为最强烈的社会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权力高度集中、以控制型秩序为导向的组织形态获得了社会认可，并以此建立起整个社会的结构框架。孙立平其后从社会学的视角概括“总体性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为：（1）国家直接面对民众；（2）国家对民众的参与式动员；（3）强有力的行政性政治整合取代血缘与契约性社会整合；（4）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