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破坏，使得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下降、环境不断恶化，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的矛盾日益严峻，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第35号），明确提出了要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编制环境功能区划，在重要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生态红线，对各类主体功能区分别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1］，首次提出了生态红线的概念^［2～9］。划定生态红线区对国家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目前国外并没有生态红线这一概念，但生物多样性保护、城市建设以及生态系统研究中蕴含着生态红线理论。例如，Mander和Selm等人为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应用生态基础设施的本质原理对栖息地进行网络设计；Honachefsky提出在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将生态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结合起来，以减轻城市扩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Costanza将生态系统服务分为生态系统生产的产品、生态系统所提供的生态功能及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生态效益，将其细分为17个类别。

我国生态红线的思想最早运用于城市建设和规划中，2005年广东省首次提出生态红线并对其进行实际应用，规划提出了红线调控、绿线提升、蓝线建设三大战略任务；同年，深圳市率先在城市规划中划定基本生态控制线，并制定了相应的城市生态系统保护制度，把基本生态控制线提升到法律层面并对其进行强制保护^{［10～12］}；符娜、李晓兵对土地利用规划的生态红线区划分方法进行了研究，认为生态红线是指具有生态服务功能的重要区或生态环境脆弱区^{［13～14］}；冯文利在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