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4～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2年就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等提出具体指导意见，以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一号文件”对农村金融的指示反映了政府对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视，这种重视来源于农村金融对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重要影响。

基于现代金融发展理论，农村金融发展将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加快农村发展速度以及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然而，具体到实际情况，中国农村金融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化结构（朱信凯、刘刚，2009）。

农村正规金融是由政府主导所产生和发展的制度化、组织化体系。而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为未受到政府监管或控制的金融活动（Adams 和 Fitchett，1992），即便在已经实现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和地区，仍然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对于中国而言，农村正规金融制度性和功能性的缺失诱致了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苏静等，2012），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和发展是典型的市场主导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苏士儒等，2006），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赵建梅、刘玲玲，2013）。由于在社区范围内，农村非正规金融较正规金融具有成本优势，只要农村非正规金融能够满足社区成员的贷款需求，其就不会消失，从而呈现出与正规金融并存的格局（刘丹、张兵，2015）。可以预见，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并存的“二元结构”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

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产生的机理不同，因而二者有着不同的影响路径，在这种背景下，在探讨农村金融发展影响问题时，有必要对农村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进行区分，以得到更符合现实的研究结果。

随着中国农业由传统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