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一人口大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解决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和全体民众的吃饭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就业机制的引进，以及由此推动的体制外企业数量及资产的增加，比较顺利地消化了城市存量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安排了回城知识青年的就业岗位，也使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扭转了大范围亏损的局面，转变了经营机制，渐次扭亏为盈。当然，改革的增量，还吸纳了来自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促使了中国农民阶级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并进而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那么，中国的城市，是如何引入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呢？

反思改革开放30年来的就业制度的转轨过程，不仅可以体察现实以概括理论，而且还可以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系统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以继续推进就业体制向成熟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既定方向拓进。

从计划安排到劳动合同制

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计划经济一统之下的中国城市就业制度，属于典型的“统包统分”。就业岗位安排之权力，统属于各级政府部门。招工数量之多寡、招工选择的地区、工人是否可以转干、工人或干部工资水平的高低，都由上级事先计划，然后下发给企业或下级机关执行。即使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厂长，没有上级计划部门的劳动用工指标，也无权招用工人。诱人的招工指标，与粮票、油票、布票、肉票及许多其他票据供给和分配制度结合在一起，配套形成计划供应体制。国家对社会用工的统一分配覆盖面，不仅涵盖干部、工人，还包括其时为数不多的大中专和技工学校毕业生（城市复员转业退伍军人也在安置范畴）。在这种僵硬的、具有“充分就业”意义的管理体制下，城市只有暂时未招用的“待业青年”，但却永远也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失业人员”。

如出现企业扩张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