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人权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二战”结束后，妇女人权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国际社会已就“妇女的权利是人权”达成共识，并产生了以《消歧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与妇女有关的人权公约；另一方面，原有的国际人权框架并不能涵盖妇女的法律诉求和经验，因此不断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挑战。而在国内层面，基本有一个从“保护妇女权利”到“妇女人权”的国际化认知推进过程，此外，还有一个性别与法律的本土话语的建构过程。

（一）国际背景

当代社会，人权对国际法的传统范围提出了挑战，它使原本无权进入国际法律制度的个人和群体能够提出国际法律诉求，扩展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法的话语范畴。“二战”之后，联合国在推动妇女进步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以《消歧公约》为核心的妇女人权公约，并通过参约国定期向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报告妇女人权制度，将一国国内的妇女人权状况纳入国际人权法的考量范围。同时，人权的发展常常被有争议地形容为“不同代”发展。一般而言，第一代权利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第二代权利指经济、文化及社会权利，第三代权力则包括集体和人民的权利。但是这种人权的划分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判。

加拿大的希拉里·查尔思沃思在《何谓“妇女的国际人权”？》一文中对上述内容提出挑战。三代权利的定义和发展有许多相同之处：它们都建立在典型的男性生活经历的基础之上，而且它们目前都没有对妇女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做出回应。她明确提出：“应当如何理解‘妇女的国际人权’？在某一层面上，可视其为专指那些涉及妇女的国际公约。多数文件是详尽地阐述形式上的不歧视规范，即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妇女应享有与男子一样的对待。虽然国际法的这一发展极具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