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未有不亡之国。亡国之恨大致相同，亡国原因千差万别。王朝更迭成为常态，而且略呈“周期率”。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有言：“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屈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延安归来》，见《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48～149页）不过，这种“周期率”下的王朝兴亡不是简单的“循环”。正如宁可所论：“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不是像一个不倒翁一样，一推一歪再一摇，又回到原来的位子，它应该像螺旋形一样，在不断的循环之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这种上升发展到宋朝以后势头受到阻碍，不如欧洲。”（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269页）究其所以然，人们多从“政治”原因分析，如政治腐败、统治集团残暴而“仁义不施”等诸说，论述亦深刻。如20世纪60年代，章士钊在《柳文指要》里称：“自生民以来，中国一治一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