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区治理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党的十七大首次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范畴，这也是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生动体现。全国人大、国务院等有关部门在相关政策中明确指出，农村居民自治“指在农村基层由群众按照法律规定设立村委会，自己管理自己的基层事务，它是我国解决基层直接民主的一项基本政策，是一项基层民主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新法规月刊》1998年第12期。。村民自治的含义，就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有关研究认为，我国的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村居民在基层社会生活中，依法行使自治权，即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处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并管理基层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实行自己的事自我管理的一种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它也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管理制度徐勇：《村民自治的成长：行政放权与社会发育——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村民自治发展进程的反思》，《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周罗庚、王仲田：《中国农村的基层民主发展与农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村民自治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9年第1期；詹成付：《我国村委会选举10年实践的启示》，《现代农业》1999年第1期。。

农村社区治理以农村居民自治为核心，但又不局限于村民自治。农村社区治理和农村社区建设其实是一个概念的两面，“乡村治理研究从发展和实践角度看，其实就是乡村建设，就是如何为九亿中国农民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而出主意、想办法”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农村社区治理归根到底要依靠农村社区居民，其实现前提有三：一是包括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