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形态和日常行为中，因此，民众的文化消费程度可以直接而精确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水平和精神文明程度。台北市文化指标中的文化消费调查，旨在了解台北市民在大众传播类活动、视觉艺术类活动、表演艺术类活动、文化艺术机构与设施、文艺民俗节庆活动、观光旅游活动六个方面的参与和消费概况。本研究主要运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置信水平...

进入知识经济和体验经济的时代，各国综合国力的评比逐渐重视文化层面的竞争。文化产业的重要性提升，尤其生活水平提高，文化需求与文化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成为结合创意与营销，提高产值、促进就业的有效策略。探究文化产业于台北都会的发展模式，促进美学创意与城市治理的国际潮流，意义相当深远。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城镇化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贵州省从2009年起就确定了要在全省范围内实现城镇化的奋斗目标。贵州省的城镇化率2014年为40.01%，而同期全国的平均城镇化率为54.78%，可以看出贵州省的城镇化任重而道远。研究贵州省农民工的城市认同和市民化意愿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新型城...

新生代农民工通过各类基于手机媒体的消费活动，主动寻求城市融入与文化适应的可能性路径，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关于“新市民”共同体身份的想象，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自我建构与主体意识的觉醒。手机媒体更作为一种隐性资本存在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由此表征他们对于身份和不平等社会地位的隐性抗争，进而推动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与文化适应。消费为其编织了一个“...

清末天津卫生事业的发展与市民卫生观的初步确立，既由当时天津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所决定，又与西学东渐的刺激密切相连。都统衙门时期建立的卫生机构及其推行的卫生举措，将天津的卫生事业初步导入正轨；袁世凯当政时期，又使之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此外，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尤其是士绅阶层的积极干预，是推动天津卫生事业发展与卫生观普及的重要因素。而清末发生在天...

本文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界牌村农民市民化。本文基于问卷调查中的已有数据，计算出界牌村农民市民化的指数，主要是从物质生活层面对界牌村市民化进行量化分析，对界牌村市民化水平做出大致判断。同时，本文通过与村民访谈，对界牌村农民市民化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

实行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较快发展起来，其非农化乡村常住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推进，常住人口市民化不管在起步还是在发展程度方面都具有远郊村所不具备的优势。伴随着非农化乡村的形成与发展，他们有的完成了从乡村村民户籍到城镇居民户籍的变更，有的开始了从村民待遇向市民待遇的转换，有的实现了从乡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的转轨。回顾和梳理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常住人口市...

本文将从定量的角度，通过设计农民市民化的测评指标体系，评估当前农民市民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