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张文宏（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贫困问题的产生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久远。贫困治理一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 40 多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到 2020 年底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近 8 亿，对全球减贫事业的贡献超过了 75%，提前 10 年完成了联合国制定的减贫目标。本文将在中国告别绝对贫困和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背景下， 重新检视贫困概念、测量、研究范式和理论的变化，为新时代的相对贫困治理和共富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启示。 

一、贫困的概念与测量

(一)贫困概念的内涵:从绝对贫困到相对贫困

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来界定贫困的内涵。早期的研究者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关注绝对贫困问题。早在20世纪初，布思(Booth，1903)就提出了绝对贫困的概念，贫困与非贫困的分界线是生存需要线或生理需要线，或者最低限度生活水平线，当个人或家庭的经济状况低于生存线时被界定为贫困。在经济意义上，绝对贫困，是指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或其他合法收入，不能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状态(Rein，1970)。世界银行在以“贫困问题”为主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绝对贫困被理解为物质生活匮乏，即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难以满足维持生存的需要(瓦格尔，2019)。从总体上看，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该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关信平，1999)。换言之，绝对贫困主要从经济的标准或收入水平是否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方面来进行考察。我国国家统计局的贫困定义也主要是从基本的经济标准出发的:贫困一般是指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张文宏，2020)。

20世纪60年代，研究者和一些国际组织的研究重点开始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将贫困的关注点转移到包括基本生存需要之外的社交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发展需要等多层次的综合需要方面，或是从多维标准来界定相对贫困。汤森在《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将贫困界定为“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Townsend，1971)。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Sen，1999)。世界银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欧盟在1989年《向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中指出，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群体所拥有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于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的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贫困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收入不足问题，它实质上是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利被排斥，恰恰是这种机会和选择权利才把人们引向一种长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使人们享受体面生活、自由、自觉和他人的尊重。由此可见，多数学者或国际组织对于相对贫困的界定逐渐达成了共识，一是考虑社会成员的多层次的需要，二是考虑社会成员在创造收入和利用机会方面的能力欠缺，三是更多从相对剥夺和社会排斥的视角来界定贫困。

(二)贫困测量:从绝对标准到相对标准、从客观指标到主观评价、从单一指标到多维指标

英国社会学家布斯于1899年在伦敦东区开展的实地调查中将每周收入少于18便士且拥有6个孩子的家庭定义为贫困家庭，将没有能力支付生活必需品定义为绝对贫困状态。朗特里曾按照绝对贫困的概念对某一城市的贫困现象作了实际的测量，得出一套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现金额作为划分贫困的标准。朗特里在其1901年的著作《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中，将“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要”的“购物篮”换算成货币，加上住房、衣物、燃料和其他杂物的费用，对英国约克市的贫困状况进行估计，估算出一个六口之家每周26先令的贫困线。根据这一标准，约克的贫困率约为10%(Rowntree，1901)。后来这种将食物和非食物统一折合成货币的做法，被应用到许多国家和地区。英国建立起福利国家后，在1979年废除了“购物篮子”的绝对贫困标准线，按照家庭结构，重新设定相对贫困线为“全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60%”，低于这一标准就被视为是相对贫困家庭。根据《英国贫困报告2019/2020》的数据，2019年英国贫困发生率为22%，贫困人口为1400万。

德国使用的贫困标准与欧盟基本一致，一是将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定位贫困线，二是根据欧盟收入和生活条件(EU-SILK)的标准，引入“就业程度很低的家庭”和“巨大的物质匮乏”两个指标。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成员实际就业时间与可能就业时间之比小于20%，就被界定为“就业程度很低的家庭”。“巨大的物质匮乏”包括以下指标:无法及时支付房租或日常账单，无法使住房达到适宜的供暖温度，无法承担一定额度的意外支出，每两天无法享用一顿肉、鱼或等价蔬菜，一年中无法在居住地之外度假，没有私人汽车、彩色电视机和电话。当以上情况出现4种或以上时，就被归入“巨大的物质匮乏”(郭之天、陆汉文，2020)。按照这个标准，2018年德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8.7%，2005-2018年贫困发生率在18.4%-20.6%之间。从年龄分布上看，18-25岁的青少年贫困风险率为16%，儿童的贫困风险率为20.4%，65岁以上老年人的贫困风险率为17.7%。从家庭类型上来看，有子女的单亲家庭的贫困风险率为42.8%，超过两个子女的双亲家庭的贫困风险率为29.1%。失业者中有62.9%处于贫困状态(潘亚玲、杨阳，2019)。

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欧桑斯基基于恩格尔理论和美国社会特点，分别从食物和非食物两个部分，根据是否满足最低生活需要，测算美国贫困线。其中，食物的贫困线设定为是否满足最低热量需要购买的各类食物的支出，这一标准根据不同的家庭规模而有所改变。非食物贫困线则设定为家庭消费支出的2/3。这一标准后来被来确定美国的家庭贫困线。此外，美国学者莫雷诺在研究美国家庭贫困问题时，根据实际年收入的绝对水平来界定贫困，并将是否有足够的收入保证起码的生活水平设为衡量标准(雷诺兹，1982)。美国经济学家奥珊斯提出根据有营养的、充足的食物开支和非食物开支的3倍作为相对贫困线的上限。美国社会保障署采用了奥珊斯的建议，以满足最低营养需要的饮食成本的3倍作为贫困线的标准，并考虑了家庭人口结构和规模因素:四口之家低于22025美元，三口之家低于17163美元，两口之家低于13500美元，单身家庭低于11201美元，每增加1位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下儿童相应增加200-300美元。低于贫困线50%为赤贫或极度贫困，略高于贫困线、但是达不到贫困线125%的人口或家庭为近贫族(艾岑、金、史密斯，2016:188)。实际上，美国政府采用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贫困线。由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贫困门槛线(poverty thresholds),是根据不同类型家庭满足食物和资源基本需求而划定的一条全国通用的标准线，主要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贫困指导线(poverty guidelines)由美国健康与人类服务部门颁布，主要是政策导向的，用于判定个人或家庭是否具有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的资格。美国2017年四口之家的贫困指导线为25100美元，贫困门槛线则依据家庭结构的差别在11756-25696美元之间调整(潘亚玲、杨阳，2019)。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18年美国贫困发生率为11.8%，贫困人口为3814万人。最容易陷入贫困状态的是儿童，2018年有16.2%的儿童处于贫困状态。单亲母亲家庭的贫困率高达24.9%(US Census Bureau，2019)。

拉丁美洲国家对相对贫困的测量最初基于基本需求法，后来采用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例如，墨西哥的贫困测量使用三个维度，包括经济水平、社会权利水平和区域情境。经济水平主要通过收入来测量，社会权利包括教育、住房质量与面积、医疗、社会保险、基本家庭服务与食物获得，区域情境包括社会融合与道路通达水平。收入贫困线的测量由基本食物支出和其他非食物支出决定，收入在基本贫困线以下且至少缺失一种社会权利项目被界定为贫困人口(刘学东，2015)。2016年墨西哥有43.6%的人口(5340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收入低于基本食品支出且有三种社会权利项目缺失的极端贫困人口为7.6%(940万人)，收入高于极端贫困线但低于贫困线且有一种社会权利项目缺失的中等贫困人口占36%(4400万人)，收入高于贫困线且有一种社会权利项目缺失的社会弱势群体为26.8%(329万人)，收入低于贫困线的收入弱势群体为7.0%(860万人)(潘亚玲、杨阳，2019)。

哥伦比亚的贫困测量方法与墨西哥类似，采用了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5个一级指标分别是教育、儿童与青年、就业、健康、住房与公共服务，各占20%的权重，各个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被赋予相同的权重。比如教育、就业、健康指标下各有2个二级指标，每个维度下的指标权重均为10%，住房与公共服务下有5个指标，每个指标的权重均为4%。如果一个人在33%以上的权重指标中处于被剥夺状态，那么这个人就被认定为贫困人口。自2012年起，哥伦比亚使用这一标准开展了基于现金转移支付的家庭行动计划(Santos，2014)。拉美经济委员会也建立了一套涉及5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的测量方法，对17个拉美国家进行了测量和观察。拉美经济委员会发现，在17个国家中被剥夺最严重的指标是收入，在教育指标上被剥夺情况最严重的是受教育程度不足，即未完成初级或中等教育的2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较大，社会保障不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吴孙沛璟、赵雪梅，2016)。

世界银行将贫困视为福祉被剥夺，并指出福祉被剥夺的原因在于人们无法满足其基本需要(世界银行，2001)。世界银行根据基本需要成本方法测量贫困，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为满足营养需要的食物，大约按照每人每天摄取热量2100卡路里计算，二是衣着、住房等非食物需要(World Bank，1999)。拉瓦雷等根据86个国家的消费数据，指出低收入国家每月人均最低消费31美元代表绝对贫困(Ravallion,Datt&Vande，1991)，这是“一天一美元”方法的来源。2008年，拉瓦雷等(Ravallion,Chen&Sangraula，2008)基于7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根据15个最穷国家平均贫困线每月37.98美元和75个国家贫困线中位数60.81美元/每月，对“一天一美元”方法进行修订，2005年改为“一天1.25美元”和“一天1.9美元”。这也是当前世界银行广泛使用的绝对贫困线的来源(中国国际扶贫中心课题组，2009)。2010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人口标准，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3.19美元/天，考虑城乡物价水平差异则相当于3.87美元/天。2018年世界银行划定了中等收入国家两条补充性贫困线:人均每天收入低于3.2美元和5.5美元;相对贫困方面世界银行提出一条“社会贫困线”，由绝对贫困线和各国消费中位数相结合来确定，具体计算公式为:SPL=max($1.90,$1.00+0.5x人均消费中位数)，但是由于这三条线都是货币性测算标准，仅仅能反映家庭的经济状况(程蹊、程全功，2019)。

由于绝对贫困的测量没有考虑贫困人口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因此单纯以收入中位数或平均值作为参照标准划定的强相对贫困线不能准确地衡量相对贫困的状况，最多反映了所在国家和地区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一些学者指出，应该在收入贫困的基础上考虑社会融合等需要，提出了弱相对贫困线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底层贫困是收入无法满足基本需求的状况，在此之上的贫困是无法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正常生活(Atkoinson &Bourguignon,2001;Ravallion&Chen,2009)。

其他一些学者指出，基于模糊理论进行贫困的多维分析，可以避免根据单一贫困线区分贫困与非贫困家庭和个人的做法。他们提出了“完全模糊和相对分析法”(Totally Fuzzy and Relative Approach,TFR)，这种方法首先确定贫困指标，再确定指标的阈值，阈值取决于个体在指标的累积分布中的相对位置。同时根据指标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确定其权重，由此计算出平均的贫困水平，具体的指标包括是否拥有耐用消费品、收入水平和居住密度等等(Deutsh&Sibler，2015)。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发达国家生活水平处于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较少，需要关注那些长期性、持续性和不断陷入贫困的个人和家庭。经济合作组织使用持续性贫困指标来测量相对贫困。持续性相对贫困定义为三年周期内收入低于相对贫困线的人口，分别测量过去三年一直陷于相对贫困、三年中有两年陷于相对贫困、三年中有一年陷入相对贫困的比例。以中位数收入的60%为相对贫困线，经济合作组织17个成员国家21世纪初期三年的平均相对贫困率为16.8%，其中三年持续相对贫困率为9.0%，两年处于相对贫困的人口占6.6%，一年处于相对贫困的人口占9.5%(OECD，2017)。

还有的学者使用主观标准或民意测验来衡量相对状况。马克和兰斯利(Mack&Lansley,1985)认为相对贫困是一种“缺乏社会认可的必需品的状态”，他们首先列出了一份包含35项消费品的清单，将超过50%的被访者认可的消费品确定为必需品，然后询问被访者所缺少的必需品数量，将相对贫困标准设定为负担不起3种及以上必需品的状况。批评者认为50%的认定标准具有随意性。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使用相对剥夺比例指数(Proportional Deprivation Index,PDI)，将认为消费品属于必需品的百分比纳入贫困指数的分析，而不是仅仅考虑超过50%的被访者的主观意见来判断是否属于必需品(Hallerod，1994)。

另外一些学者则使用主观贫困线对家庭收入状况进行测量。该方法根据被访者对自身收入状况的评估来判断家庭所处的相对位置，侧重于描述被访者对收入不足的主观评价(Gustafesson,Shi&Sato,2004)。该方法要求被访者回答最低收入的问题，既人们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求所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主观贫困线是一个关于主观感知最低收入、家庭实际收入和家庭规模、家庭结构、教育水平、居住位置、劳动力数量等变量的函数(Goeehhard et al.,1977)。

虽然许多学者、国际组织和政府机构在依据收入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来界定绝对贫困人口或家庭时达成了一致，但是在如何界定基本生存需要时却仍然存在着分歧。世界银行关于“每天收入或支出1美元”(后来调整为“一天1.25美元”和“一天1.9美元”)的标准被多数国家的政府部门采纳;在相对贫困的测量中，虽然按照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50%-60%来测量收入的相对贫困方面达成了共识，但是在生活必需品的操作化、收入之外的其他需求比如社会交往、社会融入、幸福感、满意度的相对劣势的测量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按照平均收入或收入中位数的相对比例来界定收入的相对贫困是不合逻辑的，不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收入水平有多高，总有固定比例的人口被归为贫困者。因此，在测量收入的相对贫困时，必须考虑时间和区域的因素。事实上，人们的生存需求和社会需求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是会发生改变的，并受个人经历的影响(Mingione，1996)。经济学家曼昆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也曾批评道，虽然收入分配和贫困率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我们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但解释这些数据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这些数据是根据家庭年收入来测算的。但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他们的收入，而是他们维持良好生活水平的能力(曼昆，2009)。

二、贫困研究的范式与理论

国外学者通常从个体主义和结构主义两大范式出发开展贫困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几种有影响的贫困理论。

(一)个体主义范式的贫困理论

社会学家从个体视角关注贫困产生原因的主要有三种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贫困文化论和贫困环境论。

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贫困归咎于穷人的“道德品质”，认为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懒惰、浪费时间金钱和缺乏获得成功的自制力。穷人之所以处在社会底层，是因为他们不适应在竞争中生存，相反富人和掌权者处于社会顶层是因为他们是“适者”。齐美尔和甘斯都曾指出，这种观点之所以成为一种流行观点，是因为它能使非贫困者为贫困辩护，并使一些人通过歧视穷人来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皮文和克劳沃德(Piven&Cloward，1971)也指出，当穷人本身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相信这一说法时，这种“谴责受害者”的视角也可以成为一种控制穷人的方法，责怪自己的穷人不大可能扰乱社会秩序或提出改善社会生活条件的要求(克博，2012:294-296)。批评者提出，认为贫困者特别是黑人贫困者处于社会底层是因为其智商偏低的观点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因果倒置的。少数族群的智商偏低是其所生活的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阻碍了其智力的发展。这种带有种族歧视倾向的观点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失去了市场。

贫困文化论认为，文化塑造了贫困者的个性和价值观。贫困者有一套独特的生活方式，具有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亦即贫困亚文化。出生在贫困家庭的儿童在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中将这种贫困文化内化，在其结婚生子后又会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贫困者具有边缘感、无助感、依赖感和自卑感，自我意识较弱、容易冲动缺乏克制、缺乏延迟满足和规划未来的能力、宿命感、男人至上、对心理疾病的容忍程度较高。隐喻贫困亚文化塑造了成长在贫困家庭中的人的基本性格和个性，即使脱贫的机会出现，他们仍然保留这种能让其适应最初的贫困环境的特性。因此，通过行为和价值观允许贫困者利用新的机会脱贫其实并不能使他们适应新的环境(Lewis,1966)。贫困文化论注重的是贫困问题中的非经济因素，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在贫困形成、发展、加强、削减、转化等过程中的作用(Gans，1969)。该理论认为，贫困并不仅仅是某些社会成员简单地缺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还包括陷入贫困的社会成员的主观感受、生活方式，由于社会剥夺或社会排斥造成的较低的教育程度，不入主流的亚文化，社会隔离等。研究者还发现，贫困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也是一种价值判断。贫困的衡量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评价，它把主流社会认同的道德观念用于对贫困问题的分析和贫困社群的分类，形成了贫困者的刻板印象(Fine&Asch，1995:536-558)。另外，贫困问题的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难题是在贫困测量上的种种分歧，这些分析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也是文化上的。现实中不存在统一的测量贫困的标准，因为各个国家、地区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标准。贫困文化的定义可能与官方或者学者的差距很大。与贫困结构论相比较，贫困文化论的解释显然缺乏操作性，它不能像贫困结构论解释那样以客观的指标定义贫困。贫困文化论的支持者提倡分析发现贫困群体自己的文化和自我概念，这对于贫困研究有着积极意义。外界给贫困群体的标签是否符合他们的真实想法?文化范式日益成为贫困群体研究特别是需要研究的一个方法基点。在不同的主流文化环境中，在不同的亚文化(贫困群体、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等)环境中，需要的元素、需要的结构、需要满足的次序以及个人需要向社会需要的转化，是否受到文化的影响?抑或贫困社群的需要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些思考体现了多种贫困社群主体性的提升，是贫困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的表现(彭华民，2009:344)。贫困文化论对1960年代开展的“向贫困开战”的社会计划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该计划旨在改变贫困者的个人素质、生活范式和价值观，希望他们更有效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该计划中的职业培训、职业咨询、职业定位和补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实际上，贫困文化论提出以后即招致了反对者的批评。批评者指出，穷人与主流社会阶层如中产阶级的行为不同，并不意味着穷人有不同的价值观。所谓的像美国这样的工业社会都存在着统一的文化和价值观的假设也是不成立的。即使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中存在着政治态度、社会参与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这应该是阶级地位的后果而不是原因。对于贫困者价值观差异的经验研究结果也不支持贫困文化理论(克博，2012:298-300)。

贫困社会环境论认为，贫困者在行为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是他们对所处环境包括家庭、群体和社区所做出的反应。如果贫困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得以改变，如果贫困者获得了机会和工作，其特质并不会阻碍他们去利用新的机会(Wilson，1987)。贫困文化理论关注穷人的个人特征，并将这种特征视为贫困问题的一部分，因此从改变贫困者的价值观入手来消除贫困的成因。而贫困社会环境论关注个人特征则主要是论证贫困文化理论是错误的。虽然后者也认识到结构性因素或是政治和经济力量是引发贫困的重要原因，但是较少从结构性视角来寻找消除贫困的原因，至多认识到家庭、社区和群体这些中观因素对贫困产生的影响。

(二)结构主义范式的贫困理论

从结构主义视角即运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特征或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因素来探讨贫困成因及其治理的理论称为贫困结构论。这种理论关注阶级冲突和政治经济权力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美国社会存在的不均衡的职业结构、地区之间工业化程度的不同、双重劳动力市场、以私有制为核心的产权结构、高度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贫困问题和贫困群体产生的根本原因。(克博，2012:302-307)。因此，持贫困结构论视角的学者则聚焦于从改变、调整或优化一个社会的职业结构、产权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提出消除或缓解贫困的公共政策。

社会分层的各种理论流派都对贫困提出了结构主义的解释。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导致工业社会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占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剥夺了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因而造成了无产阶级的贫困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贫困阶级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消除贫困的阶级基础指明了行动的方向。

冲突学派认为社会不平等和贫困是社会各阶层之间在利益分配过程中争夺有限资源的结果。每一个阶层在任何一种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中都倾向于使自己的阶层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各个阶层所拥有的权力和占有的资源不平等，由于能够满足需要的资源短缺，争夺的结果是出现不同阶层间资源的不平等进而使部分阶层处于绝对或相对贫困状态。冲突学派的代表人物伦斯基认为，贫困者之所以陷入贫困主要是由于他们在经济过程、政治社会中所拥有的资源很少。具体而言，贫困者在经济领域缺乏资本和生产资料，因而难以获得较多的经济收入和财富。在政治领域，他们缺乏政治活动的参与能力和机会，因而不可能对决策、投票等产生实际的影响。在社会生活领域，贫困者无力影响教育、大众传媒和社会组织，他们普遍受到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总之是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不合理，迫使社会部分成员失能而陷入贫困或长期维持着贫困。贫困者在无权无利的处境中长期地被忽视、歧视和遗忘，远离社会的主流文化，他们建构起自己的阶层，经常采取对抗甚或违法行为来与其他阶层相争，其结果往往进一步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偏见，加剧了社会矛盾(伦斯基，2018)。

功能学派相信贫困阶层的存在必定有其社会功能。该学派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由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需要共同决定的，假定社会中各种职位在实现社会价值目标中的重要性程度是不同的，同时个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也不同。社会为了有效地达到其主要的价值目标，就需要一些天赋优秀的人去担当较为重要的角色。为了吸引天赋高者在更重要的社会位置工作并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就必须赋予这些位置上的人较高的报酬。同样，那些对实现社会核心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不高的职位，社会所提供的报酬就较低。功能主义认为贫困者对社会整体的运行及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作用，如贫困者使非贫困者维持其社会地位，贫困者是社会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必然代价等(Davis&Moore，1945)。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劳力市场分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两部分，两个市场之间缺乏流动性。皮罗认为，初级市场提供的工作具有高工资、环境优良、就业稳定性高、晋升机会多、工作规则公平有序等特征。次级市场的工作，通常具有低工资、工作环境不良、持续性和稳定性较低、劳动强度大、升迁机会少等特征(Piore，1969)。由次级市场上升进入初级市场的障碍不在于个人特质的缺乏(如教育程度低和成就动机差)，而在于结构上的限制和良好工作位置的缺乏。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密切相关的双重经济理论(Lewis,1954:139-191)认为，在劳动力剩余的经济体系下，工资决定于传统部门，即农业部门的生活水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呈现出传统和现代部门的双重状态。甚至发达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体系也呈现出这种双重状态。双重经济理论将经济部门分为核心和边缘两部分，二者在经济规模、组织结构、产业地点、生产要素、市场集中等方面都不同。核心经济包括那些构成经济与政治力量中枢的行业。核心经济中的公司以高生产率、高利润、资本密集、高度垄断生产要素、高度的工会化为特征。这些行业中的就业者多数享有高工资、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而边缘经济以公司规模小、劳动力密集、利润低、生产率低、产品市场高度竞争、工资低和没有工会为特征。与核心经济不同，边缘经济缺乏资产、政治力去充分利用经济规模的效益，或者以大笔资金用于发展研究。Doeringer和Piore(1971)把内部劳力市场和双重劳力市场理论结合起来，认为初级劳力市场本身有一系列的内部劳力市场，即有一系列的职业阶梯、低级工作为通向高级工作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大多数次级劳力市场中的工作没有内部市场，即工作短暂或没有上升阶梯。进入次级市场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很多的升迁机会。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聚焦于个人之外的结构因素对个人成就的影响，认为劳动力市场中工作报酬的多寡除了取决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同时还受到经济组织特征的影响如职业特征、行业特征、劳力市场部门和阶级特征的影响。该理论把劳动力市场视为结构性的，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不同特性的工作。贫困者因为劳动力市场及其自身能力的限制，只能进入次级市场，进入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行业工作。这样的工作机会和工作并不能解决贫困者的贫困问题(Doeringer&Piore，1971;Gordon，1972)。实际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和雇主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时空下发生的。个人获得各种机会不仅受制于本人的知识、能力、家庭、社区的影响，也受地方性劳力市场领域的就业数量、工资水准、区域经济社会的特征的影响，如人口组成、教育设施、文化特征等。社会成员居住的区域不同，面临的机会结构不同，而机会结构可以强化或限制人的成就地位。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和双重经济理论对于贫困成因和贫困治理提出了与个人主义范式完全不同的解释，成为1960年代以来有较大影响的理论。

各种社会分层流派对贫困成因及其后果的结构主义解释为贫困研究特别是相对贫困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视角和经验成果。无论运用什么标准进行阶级划分或阶层分类，贫困者总是处在社会结构的底层。把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些通用指标如收入及财富、声望、教育、职业、住房、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社会流动等纳入相对贫困标准的操作化中，在不同国家或不同经济体的反贫困政策制定中，有助于形成可以比较的客观指标。此外，社会流动趋势的分析，可以为考察社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时贫困人口数量的变化和贫困人口的构成提供可靠的分析的数据。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核心指标，是贫困研究特别是相对贫困研究的基础。但是，结构因素具有无可争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考虑个人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忽视个人和文化因素的作用，是各种结构主义取向的贫困理论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那些工作没有保障、社会关系脆弱、缺乏社会支持的个人或群体，由于不能参与正常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被排斥或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长期处在社会空间的边缘位置，表现为低水平的生活，社会保障的缺乏，健康状况较差、住房状况不佳、政治公民权缺失、很难实现上向的社会流动等特征(彭华民，2009:202-211;阿尔科克、梅、罗林森，2017:224-225)。资源分配学说将贫困的成因归结为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而非贫困者的不努力;道德下层阶级学说强调贫困者的个人责任，贫困者的自我排斥和自我隔离使他们不能融入主流社会;社会整合学说主张通过教育、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来改变贫困者的现状(Levitas，1998)。

贫困地理环境决定论又称为贫困空间论，认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是导致某些地区贫困率高发和减贫效果不显著的主要原因。例如美国的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新墨西哥州和阿拉巴马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我国最贫困的11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分布在大兴安岭南麓、燕山-太行山、吕梁山、六盘山、秦巴山、大别山、武陵山、乌蒙山、滇西边境、罗霄山、滇桂黔石漠化等片区，占国土总面积的15%，占2017年我国3046万贫困人口的85%(张文宏，2020)。

此外，其他学科的贫困理论包括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调节论、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福利经济学的转移支付论、人力资本的公共投资不足论、公共经济学的政府调节论等等对贫困成因及其治理提出了各种有价值的观点，重视从社会根源方面寻找导致贫困的社会与经济因素(关信平，2008:730-731)。

三、国外贫困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国外贫困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相对贫困理论研究以及贫困治理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或可以避免的教训。我们认为，在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理论研究、公共政策设计以及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中，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相对贫困治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历史过程

贫困问题被视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如果从英国《济贫法》颁布算起，制度化的贫困治理也有400多年的历史。虽然发达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提出了不同的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来治理本国的贫困问题，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其至今仍然是制约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或高福利国家，按照不同标准测算的贫困人口或相对贫困人口占10%-30%。例如美国的贫困人口比率1959-2008年在23%-12%之间波动，贫困人口的数量在2400万-3980万之间徘徊(艾岑、金、史密斯，2016:188)。

考虑到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和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在以可支配收入测算相对贫困的经济标准时，在起步阶段不宜将标准定的太高。建议在“十四五”时期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30%测定相对贫困的经济标准，每隔5年提高5%，到2050年提高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60%。

(二)相对贫困治理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的特点

与绝对贫困标准聚焦于满足最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经济维度不同，相对贫困的内涵还包括发展、社会融入、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社会需要不足以及个体或家庭生计与发展能力羸弱等方面(张琦、杨铭宇、孔梅，2020)。因此，在制定中国特色的相对贫困标准时，除了包括满足小康的生存需要，还应该包括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生活需要，更应该包括社会参与、社会交往等权利需求。在相对贫困指标的设计中，应该既包括可以量化的客观指标(如收入、财富、消费等)，还应该包括一些主观指标(如对于自己或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对于自身能力禀赋和发展潜力的评价、对于自身工作、家庭、闲暇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评价、对于自身或家庭相对剥夺或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的评价)。理想的相对贫困测量指标是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的结合、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的统一，经济、社会、文化等维度的综合。

(三)贫困治理政策设计的重点应该聚焦于贫困的结构性根源，但是也不能忽视贫困的个体性成因

世界各国以及一些国际组织贫困治理的经验告诉我们，哪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制定贫困治理的政策时将重点聚焦于贫困的政治、经济等结构性根源，其贫困治理的成效就会更显著，也更能赢得贫困者的认同。美国等推崇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国家将贫困治理的重点放在个人能力和贫困亚文化方面，不仅贫困治理的成效乏善可陈，而且遭到了贫困阶层乃至社会大众的质疑。中国40多年反贫困的历史经验再次证明，从国家和地区层面不断优化和完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制度或政策，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形成的结构性根源，是消除绝对贫困问题的成功法宝。同时，在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注重提升贫困个人和群体的就业能力和发展潜力以及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观，是中国式相对贫困治理的必然选择。

(四)发挥相对贫困治理多元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是中国反贫困事业的本质特征和制度优势。过去40多年，我国走出了一条开发式脱贫与保障脱贫相结合的“双轮驱动”的减贫道路。中央政府统筹推进相对贫困治理，有利于有效引导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确保相对贫困治理取得实效。因此，中央政府作为相对贫困治理制度的设计者、政策的制定者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投入者，在未来的相对贫困治理实践中，是最重要的行动者，发挥着指挥、领导、干预和协调的功能;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发挥着产业减贫的核心作用，通过经济增长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不仅是国际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告别绝对贫困的制胜手段;社会力量参与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有利于拓展贫困治理的根源，而且有助于相对贫困治理的模式创新。提升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参与相对贫困治理的能力、扩大其参与范围、优化其参与方式，是建设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议题(吕方，2020);当然，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行动者的综合力量，最终也离不开相对贫困者或相对贫困群体自身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

(五)特别关注老年人、女性、儿童、少数民族、残疾人、农民工及农民和无业者等特殊群体

国内外关于贫困人口的统计结果显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阶段性非全职就业的女性、未正式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儿童、少数民族群体、缺乏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和无业者(失业者)、以种植业为主的纯农民、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以及可能返贫的农民和因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疾病及特大自然灾害而返贫的特殊群体，陷入相对贫困的风险最大。因此，在相对贫困治理的实践中，对这些特殊群体应该予以特殊的关注，切实解决这部分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和相对剥夺问题，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深化改革红利的全民共享，从全面小康社会迈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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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时间：2023-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