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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对于一带一路,西方国际发展界关心什么?
作者:徐秀丽   发布时间:2019-09-04  编辑:wangximing

 专家:徐秀丽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副院长。

近日,笔者受邀参加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和亚洲基金会(The Asia Foundation)共同在堪培拉所举办的第六届澳大利亚亚洲援助会议(2019 Australasian Aid Conference),其中有关中国主题的探讨贯穿始终,不管是开幕式、主题论坛、还是40多场平行论坛中,有关中国援助和BRI的话题都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联系去年6月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组织中国学者代表团访英,展开中英国际发展合作对话,以及去年年底访问捷克孟德尔大学的经历,笔者发现,不管是在讲座、课堂、会议论坛等正式场合,还是在餐前饭后的非正规交流之时,都能无时不刻地感受到西方社会对于BRI和CIDCA等相关议题的深切关注,这些关注所引发的情绪是复杂的:有希望,有担心,也有疑惑。在上述经历中,如下四个方面的议题在众多的讨论中凸显而出,笔者列出供大家参考。这些讨论不涉及深度的理论构建,而更多地体现在实践层面。

1.BRI是什么?

目前,国家“一带一路”官方网站早已上线,打开来会发现,其政策、项目等各类信息公布之完备堪称典范,但由于不同文化、语言和体制上的差异,西方国际发展知识界和实践者对于BRI的理解往往超越这些数字和阐述,产生不同的想象,这些想象又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他们对于中国海外投资和对外援助的态度和行为。有些研究认为,“BRI是一个具有重大地缘政治含义的中国大战略”,尽管国内多次强调BRI并非是一个战略,但在海外存有这种想象的研究者仍不乏少数,对于存有这种想象的人来说,BRI对沿线国家具有威胁性,中国大型的海外投资是缺乏生产建设性的‘白象’(泛指昂贵而又无用的东西)”。

而另一方观点则相对更为开放,他们认为“BRI在实际运行中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并不存在一个不可见的大战略,BRI最终将成为一项地缘政治的工具,还是仅仅集中于合作的商业行为,完全取决于参与其中的各方角色和参与的过程”。持有此观点的人认为,要积极参与BRI,使其迈向成功的合作,从而使沿线国家受益于其中。

在许多国家,上述两种不同观点在其精英间流行,最终哪一种观点取胜将很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左右其是否加入BRI的关键因素。根据官方统计,截至2018年年底,已累计有122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70份政府间合作文件来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尽管官方已强调,BRI作为国际合作平台,“是全球的公共产品,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中国发起BRI”不做具有排他性、封闭性的中国小圈子,不是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不是要挑战现有的国际规则,也不成为引发文化冲突的引线”,但在一定时期内,尤其是在日常的跨国实践中,这些误解仍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BRI建设不可回避这些差异性的理解。

2.BRI是否带来债务危机?

在秉承地缘政治视角的群体中,由于BRI建设而带来债务危机是个经常被提及的观点,也成为当前国际争辩的焦点。事实上,根据官方网站,“一带一路”共建的项目主要是商业项目,是企业的市场行为,其资金来源主要来源于传统国际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集团、亚洲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商业银行、转向投资资金(包括丝路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非发展基金)、新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及出口信用保险机构等。

一些研究认为,根据全球债务统计数字,“2013年后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重债穷国的债务规模不断攀升,这为引发新一轮的债务危机埋下伏笔,通过进一步分析债务结构会发现,尽管发达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双边借债仍占据绝对高位,但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趋势也不可小觑,局部区域或引发高风险”。

但另一些研究则认为,BRI所引发的债务规模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并且是可控的,中国资本也因而被称为“谨慎资本”(cautious capital),事实上国内也日益加紧海外资本流动审核的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盲目资本的海外流动。

事实上,许多研究通过数字统计认为,迄今为止,BRI所引发的债务规模是相对有限的,但与此同时,他们担忧,在现行大量新的资金流入国际市场,而他们又不具备完全信息时,原有的全球金融管理体系将会失效,或出现现有体系难以把控的风险问题。同时,一些研究也指出,“我们需要全新思考国际上现有的金融管理体系和思维方式,需要搭建新的平台以便各方都能坐在桌子上,共同协商全球金融风险防范机制。”

3.BRI项目对于社会、环境、性别、治理等相关规范的态度是如何的?

从亚投行的确立,到BRI的运行,发展投资项目的环评、社评等一系列问题就一直成为国际发展界密切关注的问题。如果回顾国际发展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导理念就会发现,对于社会性别、治理等这些价值和规则的关切实际上在西方国家具有深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脉络,并非仅仅针对BRI。相较于前两个领域而言,这一领域的争辩集中于特定项目、特定国家和区域的案例分析,总体来说,英语报道里对这一议题的关切较为集中,而中文的深度探讨则相对较少。

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发展界自二战之后逐步搭建起来,在20世纪40-60年代也曾经经历了以国家作为代理人、以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生产型行业发展为重点的国际发展战略选择,但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国家国内民权运动的兴起,福利国家的逐步建立,以及20世纪80-9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西方发达国家的海外国际发展工作重点逐渐由原来的“硬”建设聚焦到教育、医疗、人权、民主等“软”建设上。这些不仅体现在援助项目上,投资上也具有此特征。笔者曾经对比过中英在1990-2016年期间的投资领域,中国对坦投资前三甲分别为制造业、工程建设和通讯行业,三者相加占到80%以上,而英国对坦投资则集中于经济软性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培训、金融制度等这些软领域,也达到其总量的70-80%。

在此逻辑之下,西方国际发展知识界逐渐发育出一套有关社会、环境、权利、性别等社会软性建设方面的思维模式、知识体系、技术技能(K, A, S),以及相应的利益链条和意识形态,因此,当面对BRI时,他们自然依据现有的框架去思考这些实践活动,他们关心新起的这些发展项目是如何处理这些议题的,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而言,“一带一路”不仅是个经济带,也是一条社会带,这也是由他们所在的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在BRI推进的过程中,如何对接沟通不同的话语体系和实践体系,链接经济硬增长和社会软建设,互联互通同样需要创新。

4.NGO和发展咨询公司如何参与BRI?

最后,也是这次笔者参加本次会议感触最深的,就是对于大量的原有国际发展从业者而言,BRI实际上在开辟出一个新的职业场,这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计和发展问题,他们关心的问题很直接:我们如何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呢?如上所述,国际发展领域自20世纪80-90年代之后,在公共治理改革的背景下,非政府组织(NGO)和咨询公司大量地发育起来,成为国际发展界重要的组成群体。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随着西方官方发展援助(ODA)增量的衰减,这些群体也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和资金来源,尽管现有文献中针对此群体对于发展目标的“异化“,进而影响到国际发展有效性等已有诸多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走入民间,进入民心、发展项目的设计、管理、以及监测评估等方面具有丰厚的实践经验,并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成熟的方法论,是一笔值得扬弃传承的全球公共资产。

当前,我国CIDCA已成立,国家也明确提出该机构将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支持,那么,如何围绕“一带一路”提供支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发展合作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呢?这些都要求创新性地基于现有援助历程之上,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发展的技术特长,以BRI实践为契机,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体系。而对于国际NGO和咨询公司而言,BRI的实践则意味着他们需要基于已有的专长之上,在新的场域中找到新的联系、审视自身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在新的背景下的有效性,从而增强比较优势。


内容时间:2019-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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