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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脱贫7000万,时间紧,任务重,精准扶贫是关键!CPAD全方位展现我国贫困地区档案、减贫政策演进、贫困成因与减贫努力、国内外减贫理论与实践、专家观点与建议、减贫数据图表,为学术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中国减贫事业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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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国内扶贫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演化路径
作者:吴宾 史鲁颖   发布时间:2019-08-01  编辑:wangximing

专家:吴宾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史鲁颖   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将扶贫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扶贫成就举世瞩目。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扶贫进程的推进以及扶贫政策、理论的创新,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正逐步完善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2015年,《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2020年确保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的战略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脱真贫、真脱贫”。然而,当前中国仍存在着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困标准低、贫困人口规模大和扶贫开发针对性不强等问题 ,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基于此,国内学界对扶贫研究热情高涨,就如何精准扶贫及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等热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学术成果丰硕。因此,有必要梳理国内扶贫研究的现状、热点及趋势,以深化扶贫理论并对扶贫实践更好地反馈。尽管目前已有相关的综述性成果,但大都是对扶贫的基本概念、主要模式和热点主题展开的质性研究,搜集与处理的学术文献有限,难以对扶贫研究的宏观面貌和演化路径进行客观呈现,而基于海量数据分析的定量研究则可以客观地反映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可视化的表达形式可以使用户能够目睹、探索,以至于立即理解大量的信息。鉴于此,本文运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5.0,对2001—2017年国内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板)中扶贫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知识图谱,展示国内扶贫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脉络,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研究的趋势,为国内扶贫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将样本范围限定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CSSCI来源期刊(含扩展版)的刊文,以“扶贫”“减贫”“脱贫”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连接条件为“或”,检索年限为2001—2017年,依据为探究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 要(2001—2010年)》颁布实施以来扶贫的研究状况,剔除目录、导语、新闻稿以及无作者等文献后,最终保留2716篇样本文献构成研究的样本库。

CiteSpace 这种多元、分时、动态的引文分析可视化技术所绘制的知识图谱能够将一个知识领域的演进历程集中展现在一幅引文网络图谱上,并把图谱上作为知识基础的引文节点文献和共引聚类所表征的研究前沿自动标识出来。本文运用 CiteSpace 5.0软件进行知识图谱绘制,统计发文量变化、高产作者、高被引论文,探究国内扶贫研究现状;通过对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得出扶贫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突现词分析,厘清2001—2017年扶贫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并探寻研究前沿。

二、研究的主要过程及发现

(一)发文量年代分布和核心作者分析

图1描绘了2001—2017年中国扶贫研究的年度发文量及整体变化趋势。结果表明,国内扶贫研究发文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2001—2012年期间的年发文量基本保持稳定,2012—2015年期间发文量呈现小幅增长态势,这一增长态势应与201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2年)》的出台,确立14个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有关。自2015年开始,扶贫文献增长速 度呈现 “井喷 式”,发文 量增 长 显著,这 与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之后,“精准扶贫”在强有力的政策推动下成为新阶段常见话语的背景相一致。2016年和2017年的总发文量为1289篇,即学界用 12% 的时间完成了近一半的发文量,足见近两年国内扶贫研究发展势头之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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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被引频次是引文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标,通常被认为是学术影响力的标志。选取本文数据库中发文量大于等于14的高产作者进行分析,并统计作者的总被引频次和最高被引频次。为消除发文量对总被引频次的影响,计算平均被引频次横向比较高产作者的学术影响力(见表1)。汪三贵、李小云、左停等3位学者的论文最高被引频次和平均被引频次均排在本次统计中的前三位,可以说是国内扶贫领域的权威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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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合作作者及合作机构的共现图谱分析

研究机构和作者的共现图谱可以展示研究领域学术共同体及学术研究网络的发展状况。通过对扶贫领域研究机构与作者的共现分析( Node Types = Author + Institution; Top 20; Time Slices = 2; Pruning = MST)得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等构成了扶贫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群。高等院校为扶贫研究领域的主要阵地。整体来看,该领域研究的学术机构间缺乏合作交流,暂未形成学术共同体研究网络。同一机构间合作发文现象较为突出,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发文则相对较少。其中,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和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和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是跨机构合作的代表。

(三)高被引论文分析

表2是国内扶贫研究领域被引频次最高的前15篇论文。由表2见,高被引论文主要集中在2001—2005年和2014—2015年两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国减贫趋势放缓,截至2000年底,仍有2200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完全实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贫困呈区域性、边缘化、多维性特征。为此国家出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年)》,高质量的相关论文随之涌现。2001—2005年的7篇高被引论文聚焦新世纪的贫困特征、旅游扶贫、小额信贷等问题,探索农村劳动力迁移减贫和知识减贫等扶贫新思路。此后,随着2013年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2014—2015年的 6篇高被引论文的研究主题为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作用机制、实施困境及路径选择,集中讨论精准扶贫政策推行之初的现实挑战与解决路径。可以发现,近10余年的高被引文献产生于新旧扶贫政策转换之际,致力于探究扶贫理论与实践、政策文本与实施效果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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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键词聚类分析视图下的可视化分类

聚类分析是共词分析常用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分层聚类,揭示出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进而分析它们所代表的学科和主题的结构变化 。使用 CiteSpace中的聚类功能,选取每个时间切片中出现频率前30的关键词集合,得到聚类分析图(略),不同的类别间按照颜色深浅区分。为了更加清晰地呈现研究热点,根据不同类团的主题词的关联性,对自动聚类进行一定的技术处理,得到聚类分析的综合图谱(见图2)。依据每个类团的关键词,通过分析和对比,将此聚类分析的结果分为精准扶贫方略、扶贫政策实施效果、教育文化扶贫、产业与旅游扶贫、财政金融保障等5个热点主题。应指出的是,尽管出于研究目的对关键词进行了分类,但关键词间仍是互相联系的,图2中关键词间复杂交错的连线正体现了这种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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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内扶贫研究的热点主题讨论

接下来本文在客观呈现扶贫研究概貌的基础上,对每一类团呈现的热点主题进行细化解读,以期全面把握扶贫研究领域的热点与动态。同时,通过对每一类团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的探讨以及每一主题高被引文献的综述,印证前文量化分析的结论。

(一)精准扶贫方略

由图2可见,该类团处于综合图谱的中心位置,类团聚集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精准识别、建档立卡、多维贫困、习近平等关键词。这一类团与其他类团的联系最为密切,体现了精准扶贫方略在该领域的影响力。基于扶贫过程,本部分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的角度进行文献梳理。

精准识别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将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和人口识别出来,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然而,“扶富不扶贫”等瞄准偏差一直存在,原因在于:在技术层面上,个体瞄准机制因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存在内含性偏差和排斥性偏差,类型瞄准机制和区域瞄准机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排斥性偏差,其根本原因均在于社会政策的简约性要求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制度层面上,贫困瞄准主要采取福利配额制,中央规划总体指标后,以“统一分配、层层分解、指令性管理”的方式分配资源和脱贫指标,即各级政府进行区域性瞄准,基层与地方社会进行个体性瞄准的一套模式,地方和基层政府依据地区实际对指标和资源的调整空间较小,造成了一定的瞄准偏差。在执行层面上,扶贫政策落地过程中存在三个过程,由扶贫办、村干部和驻村干部分别负责执行,因其各自的瞄准逻辑存在偏差,扶贫政策经过三重对焦后发生偏离 。在施政伦理层面上,“施由亲始”使得基层干部选择“帮亲”,“赞赏有劳动能力和意愿的农户”的基层伦理使得基层干部选择“帮能”,“基层社群的同情”使得基层干部选择“帮弱”,村干部为村民服务的需要和政治需求使得基层干部选择“帮需”。“帮亲”“帮能”“帮弱”“帮需”而不是“帮穷”,造成了精准识别的偏离,可通过鼓励公众和民间组织参与到精准识别中,改革贫困识别方法尤其是采用多维度贫困标准来识别贫困户等方式予以化解精准识别瞄准偏离的问题。

精准帮扶是针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原因,因户和因人制宜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消除致贫的关键因素和脱贫的关键障碍,是精准扶贫中的重点和难点。然而在帮扶实践中,却存在与帮扶目标偏离的现象。在差异性产业培育方面,部分地方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只顾发展主导产业而忽视贫困村内部需求的差异性。在实施主体方面,在出现“空心化”导致劳动力短缺的村庄中,以增收为目的的帮扶项目面临着实施主体缺失或人力资本不充分而导致的失效风险。在驻村帮扶制度方面,存在有经验驻村干部的比例不足、现有驻村干部考核机制不足等问题 。完善精准帮扶机制,可通过多部门参与精准帮扶以应对“户”的需求多样性,建立帮扶机构的联席会议制度,平衡项目投入,建立驻村干部激励机制,根据贫困村需求派驻特色工作队,如“科级干部配产业村、经济干部配贫困村、政法干部配乱村、党政干部配难村和退休干部回原村”等方法和措施。

精准管理是运用信息化的手段动态管理贫困户和贫困村的信息,并对扶贫项目和扶贫资金进行监督,是精准扶贫的重要保障。在精准管理过程中,建档立卡的周期性与贫困户动态管理之间的矛盾突出,动态识别的管理成本高昂,对于贫困户的精准动态管理实施困难。由于扶贫管理制度设计不够精细、运行机制建设落后,导致扶贫资金使用、项目管理、信息管理均有不规范,存在扶贫管理“粗放化”的现象 。增加民主评议环节,引入研究机构等第三方,增加绩效考核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可完善精准管理机制。

精准考核是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标准对贫困户的扶贫效果进行评估,防止数字脱贫、弄虚作假,并对贫困地区的整体脱贫情况进行评估,保证贫困县和贫困村的有序退出。贫困县“退出难”现象是因为贫困县对政府资源的过度依赖、缺乏退出的正激励政策、信息不公开导致对贫困县监管不足等原因造成的。若贫困退出机制缺乏,会导致“福利的普惠承诺与国家的有限能力”之间的矛盾。合理的贫困退出程序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是精准脱贫的有效保证。可以构建贫困基础、经济发展、人文发展和生存环境四个维度的贫困退出动态监测框架。

(二)扶贫政策实施效果

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减贫效应、贫困治理、实践困境等关键词聚为一类,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学界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基于两条路径展开探讨。

一是依托质性分析,揭示贫困治理的实施现状,具体为两个视角:其一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强调央地的府际关系影响。吕方等从“复杂政策”治理模式的角度出发,认为通过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政策转译实现央地协作,发挥“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两个积极性,从而弥合扶贫治理中“决策一致性”与“需求在地性”之间的张力 。王雨磊从数字管理的角度出发,发现国家在从“汲取型”转向“给予型”的过程中,通过将数字信息在地化、系统化、逻辑化实现扶贫的技术治理,以优化贫困治理绩效。邢成举认为,“扶贫军令状”的扶贫治理模式虽可以在短时间内体现运动式治理强大的动员能力,但也会造成因利益交换、民意替代等产生贫困治理失灵现象。其二是自下而上的视角,即从基层治理场域透视贫困治理困境。殷浩东等从项目制角度出发,发现在基层扶贫项目库的建设中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交互作用导致了扶贫项目的变通。谢小芹通过对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分析,提出利用“接点治理”实现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在村庄层面的良性互动。王刚等发现地方政府对脱贫指标的“自我加码”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呈现“强监控—强激励”情境下的脱贫锦标赛。

另一条路径是依托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定量评估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集中讨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金融扶贫政策、旅游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学界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存在观点上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经济增长的边际减贫效益递减,并呈现“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另一观点则指出,2002—2007年之间的经济增长不具有穷人受益性,甚至是穷人受损的。尽管学界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存在分歧,但收入差距的扩大延缓了贫困减少的进程,需完善扶贫政策以推动减贫进程是学界的共识。对于金融扶贫益贫性的评估,学界呈现两种观点:一方认为涉农贷款占比增加并不能提高农民收入,另一方认为金融支农政策对减贫具有巨大的直接效应,但农户自有投资对减贫的效应不显著。关于旅游的减贫效益研究,学界亦存在观点争论,“旅游发展减缓了贫困”“旅游发展加剧了贫困”“旅游发展与贫困减缓无必然联系”三种观点竞争共存 。

(三)教育、文化扶贫

由图2中教育扶贫、文化扶贫等节点独聚一类可以看出,教育扶贫和文化扶贫作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扶志”与“扶智”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学界研究的又一聚焦点。

教育扶贫作为“五个一批”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被提出以后,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扶贫的多元模式的探究,包括“双证式”模式、“订单式”模式、“联动式”模式、“服务式”模式和“互联网+ ”模式等。二是教育精准扶贫实践现状和治理路径的研究。目前,中国教育精准扶贫面临着理念的非系统性、粗放式推进等实践困境。由于教育扶贫的长期性、效果的迟效性和价值的潜隐性等特征,一些地方政府在扶贫实践中往往更关注产业扶贫等见效快的扶贫项目,对教育扶贫项目采取粗放式、形式化、政绩化的方式。对此,应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教育精准扶贫实践,加强顶层设计,建构精准化教育扶贫机制。三是教育扶贫政策实现条件及特征研究,教育扶贫政策需充分考虑人力资本的投入、生产和使用三个环节,提高贫困群体教育投资意愿、重建利于贫困学生发展的学校教育制度、消弭劳动力市场分割,最终提高教育扶贫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特征方面,十八大以来,教育扶贫政策逐渐形成完整系统的政策体系,呈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更明确、在抬高民生底线中的作用更重要、形成社会合力共同扶贫等特征。

文化扶贫研究主要集中在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改革研究、文化精准扶贫研究和贫困文化研究三个领域 。一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改革研究。边晓红等从“自组织”和“他组织”的角度探究贫困地区文化建设能力的现状,提出应将文化扶贫中自上而下的“他组织”与农村居民文化自下而上的“自组织”相结合,文化扶贫与经济、教育扶贫相结合以及精准扶贫与机制创新相结合。二是文化精准扶贫识别、实践困境及发展路径的研究。在文化扶贫的精准识别方面,曲蕴等强调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文化贫困程度进行全面评估,选择文化基础较好的贫困地区以及拥有一定文化知识且期望通过文化技能的掌握实现脱贫的贫困人口作为文化扶贫对象,以试点典型带动整体。在实践困境方面,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政府仍以行政化方式组织文化供给,因此政府在文化扶贫需求精准定位、文化扶贫政策精准安排、文化脱贫成效精准保障三个维度上均存在较为严重的公共文化服务堕距问题,需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的精细化、整体化、系统化以消除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堕距。三是贫困文化的特性及对文化扶贫的启示研究。刘易斯曾指出“贫困文化一经形成便趋向永久化”。周怡也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独特生活方式,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风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 。在贫困文化对文化扶贫的启示方面,学界形成了竞争性的观点:一方认为应正确认识贫困文化的正功能,“破立结合”,弘扬贫困文化中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的文化特质,重视对子代贫困群体的文化扶贫;另一方认为贫困文化是造成深度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需消除贫困文化,实现贫困人口的思想脱贫和观念脱贫 。

(四)产业与旅游扶贫

产业扶贫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贫。相关研究集中于模式探究、实践困境与对策三个方面。首先应依照各地优势,形成因地制宜的特色产业模式;依照产业扶贫组织模式,划分为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社或大户带动型、电商平台带动型;依照产业扶贫利益联结机制,划分为合同方式、合作方式和资产收益方式 。在产业扶贫的项目实践中,项目申请阶段存在“精英捕获”和“弱者吸纳”现象,项目运行阶段存在因逆向软预算带来的“政策性负担”和项目经营的“规模化劣势”困境 。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逻辑困境,是因为地方政府政绩化、扶贫主体社会责任缺失、产业扶贫资源资本化以及“项目制”为核心的事本主义所造成的。因此,应完善产业扶贫项目申请、考核、验收、监督体系,建立农业企业、农业协会等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准入机制等。此外,情报学界认为,“造血式”扶贫的兴起需要竞争情报的跟进支撑,以从根本上解决“信息贫困” 。

旅游扶贫作为产业发展脱贫的重要模式之一,以其投资少、见效快以及就业门槛低、产业关联广等优点成为政府与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精准扶贫方略提出之前,旅游扶贫的研究集中于各地旅游扶贫实践模式、PPT战略等。其中,各地旅游扶贫实践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广东立体化旅游扶贫模式、秦巴山区旅游产业开发模式等。学界集中讨论PPT战略在旅游扶贫模式的实践可能性以及目标异化问题。精准扶贫方略提出以后,学界将注意力转向旅游扶贫精准识别及发展路径研究。提高旅游扶贫的精准度,首先要对旅游扶贫目标人群和旅游扶贫项目进行精准识别,可利用“意愿—能力”人群识别模型和“ RHB”框架项目识别提高旅游扶贫精准度 。通过延伸农村产业链,因地制宜实施精准帮扶,树立“乡村化、创意化、本土化、低碳化、景村一体化”发展理念,建立“政府领导、各方联动、农户参与”的工作协调机制等发展路径实现乡村旅游精准扶贫。

(五)财政金融保障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的“强化政策保障”部分,强调要加强财政扶贫和金融扶贫力度。由图2中金融扶贫、小额信贷、财政金融、扶贫资金和财政扶贫等关键词聚成一类可见,财政、金融保障是学界的研究聚焦点。

学界对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管理和效果评估展开研究。首先是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和管理机制研究。学界普遍认为,中国财政扶贫资金存在目标偏离和漏出现象。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到使用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李小云发现扶贫资金的多部门管理、分配不均衡、拨付延迟、项目与贫困户需求脱节等现象使得扶贫目标偏离;龚晓宽等认为,主要是决策过程中的效率、资源流失,资金分配过程中的利益分割,传递过程中的消耗流失以及使用环节的浪费造成了财政扶贫资金的漏出现象 。另一部分学者从微观角度分析,发现精英俘获现象是财政扶贫资金目标偏离的关键原因。精英偏好、农村经济阶层分化、参与式发展悖论、项目信息的不均衡和项目的 “门槛效应”是精英俘获的产生机制 。其次是财政扶贫资金管理的效果评估研究。高波等构建了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绩效的财政扶贫资金绩效体系。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金融服务渠道减少贫困。学界对金融扶贫的困境、对策展开了探讨。王鸾凤等认为,金融扶贫的服务主体单一,金融排斥现象严重。农村综合改革的不全面、农业保险的落后、信用环境较差等因素制约了农村金融扶贫的健康发展。对此,需深化农村产权改革、加大政策力度培育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设农村信用体系。小额信贷是根据贫困户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新特征而产生的,各地小额信贷创新模式初步形成了“政、银、企、社、民”联合的五位一体金融扶贫模式,精准扶贫提出以后,学界开始探讨精准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如谢玉梅等通过对“银保互动”和“贫户捆绑”两个小额信贷案例的研究,探讨精准扶贫机制下小额信贷的特征与创新,发现建立精准识别机制、建立三级联动信用评级体系、引入担保和保险机制管理信贷风险等是精准扶贫小额信贷的未来发展方向。

四、国内扶贫研究的演化路径

前述展现了国内扶贫研究的总体概况和热点主题,本部分将根据突现词检测分析来探寻2001 —2017年国内扶贫研究趋势的演进。陈超美认为,通过突现词可以表现研究前沿,即正在兴起的理论研究趋势和主题内容。图3为突现强度排名前18位的关键词,粗黑线段代表突现词的突现年段,以此显示出特定年份的研究增长点。经综合考虑并参考各突现词的起止时间,本文将10余年来我国扶贫研究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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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2001 —2010年)的突现词为扶贫资金、扶贫政策、农村贫困、农村扶贫、经济增长、扶贫开发、旅游扶贫等,研究热点集中于探索具有可持续性的农村扶贫开发战略。

1世纪以来,如何缩小“以农养工”“以农养城”造成的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成为新世纪扶贫工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 2010)》颁布实施,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扶贫开发的瞄准单位由贫困县转向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政策。2006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开始、农业税的取消,2007年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2009年新农保的实施,都在积极推动农村扶贫,可见此阶段扶贫研究的对象主要锁定在农村贫困人口。而研究视角则倾向于从宏观层面揭示中国扶贫政策的变迁过程及规律,学界发现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渐弱,为此致力于探索可持续性扶贫开发的模式,并对扶贫政策价值取向、新时期贫困的特征和与之对应的扶贫机制构建、村级贫困瞄准的探索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第二阶段(2011 — 2014年)的突现词为连片特困地区、武陵山片区、扶贫开发、财政金融等,研究热点主要为以连片特困地区为主战场的扶贫开发。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 2020年)》指出,中国面临的扶贫工作挑战由过去的普遍性、绝对贫困转变为现在的以收入不平等为特点的转型性贫困。扶贫开发主战场开始转向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入了片区攻坚的新阶段 。学界探究了扶贫开发与可持续性区域发展的有机结合,提出针对连片特困地区的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的发展方向,探讨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以及扶贫模式在连片特困地区的施行效果与评价等。

此阶段,扶贫开发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出财政扶贫项目中的精英俘获、财政扶贫资金审计监管的“无影灯效应”等扶贫目标偏离问题,因而学界对扶贫研究已不满足于宏观层面的政策分析,而是着重探究政策的实施效果,以此推进扶贫政策的完善。可见,国内扶贫研究处于“问题意识的呈现”阶段。

第三阶段(2015— 2017年)的突现词为多维贫困、习近平、贫困户、精准扶贫、文化扶贫和精准脱贫等,此阶段的研究热点主要为精准扶贫的制度解析和实践困境研究。

这一时期,中国扶贫手段为“两轮驱动”和创新精准扶贫方式,其中,精准扶贫这一思想和方法论被放到了扶贫开发工作,乃至国家新时期发展战略中的最核心位置,扶贫瞄准单位由贫困村转向贫困户。学界集中对扶贫瞄准、驻村帮扶、精准管理等展开研究,亦有从宏观层面探讨扶贫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问题。此外,学者们还关注到多元主体的扶贫参与、扶贫开发体系构建等议题,认为我国应完善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多元主体的、制度化的扶贫开发大格局,提出了多元参与、多元整合模式、组织保障和激励机制、政府主导的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扶贫思路。

此阶段,学界除了持续对精准扶贫的内涵、制度体系、瞄准对象、发展策略进行宏观研究外,还对文化扶贫、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担保贷款等具体领域展开探究,呈现出研究内容不断细化和研究方法日趋多样的态势。另外,学界对扶贫政策与“低保”政策、社会救助等政策的衔接、整合问题展开了分析,试图构建较为完善的扶贫政策体系;同时,学界还注意到扶贫政策的执行效果与基层扶贫组织的建设问题,贫困治理研究热度增加。

综上可见,该领域研究经历了从农村扶贫开发战略研究到集中连片开发研究再到精准扶贫与各类扶贫模式综合研究的转变过程,研究对象发生着从关注“贫困县”向“贫困村”再向“贫困户”的转向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扶贫政策变迁一脉相承。它意味着中国扶贫政策及其相关研究正在走向精准化与纵深化,进而实现扶贫效益的最大化。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中国扶贫政策变迁过程,既是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和制度竞争的压力下逐步进行的自我改造与完善的过程,也是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贫困、扶贫及其政策发展规律的认识,努力实现全面脱贫宏伟目标的过程。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和可视化方法对 10余年来国内扶贫研究产出文献进行分析,绘制了该领域研究的知识图谱,挖掘出五大热点主题,结合突现词列表从时间维度将研究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并对热点主题进行了质性分析,客观呈现了扶贫研究的演化路径。

综上可见,当前扶贫研究成果丰硕,已初步形成中国特色扶贫研究理论体系,并初步显现研究视角分化的态势。但仍存在一定不足:(1)研究内容上,多集中于“问题—原因—对策”的探讨以及利用经济模型实证分析扶贫政策实施效果,扶贫案例研究相对匮乏,难以供给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对于现有扶贫研究是否能够真正回应扶贫实践,学界仍缺乏系统的反思,“顶天立地”的学术成果尚显不足。(2)研究方法上,扶贫研究领域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面存在分离现象,扶贫相关的定性研究往往缺乏数据的支持,停留在描述性的层面,而定量分析大都是运用经济模型对贫困进行测量或对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通常缺乏有力的理论支撑,质性方面的分析不足。(3)研究视角上,目前扶贫研究领域呈现多学科的特点,但多从某单一学科视角出发,仍缺乏多学科视角的融合。此外,扶贫研究领域尚未形成学术共同体研究网络,各学术机构之间合作研究较少。

基于当前的研究不足,未来的扶贫研究需重点关注:(1)重视扶贫案例挖掘,以催生新的理论。迈克尔·希尔认为,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中,要特别注意经典案例的挖掘,才能凸显公共政策的中国实践,推动公共政策本土化理论和知识的积累。中国贫困问题发生机制复杂,贫困地区情况各异,贫困人口诉求不一,不同扶贫政策实施效果不尽相同,因此需要通过多案例正反、交叉研究深挖扶贫政策的内在机理,构建中国特色扶贫理论体系,以分析致贫原因、制定帮扶措施、预防返贫和测量扶贫效果等,进而增强扶贫研究对扶贫实践的回应性,实现扶贫研究的“顶天立地”。(2)注重方法的整合。一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加强实证分析中的理论支撑,以实证数据验证理论框架。二是将大数据理念与扶贫开发相结合,建立区域扶贫信息数据库,科学分析贫困人口行为方式、价值理念等,综合判断致贫原因。(3)构建交叉学科扶贫研究体系。充分吸纳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多维度、跨学科的国内扶贫研究。如通过心理学指导和文化教育来“扶志”与“扶智”、从社会学视角透视扶贫基层组织中的“人情关系”等。此外,还应加强跨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避免低水平的重复研究,提升研究质量,塑造更具学术影响力的扶贫研究学术共同体和新型智库。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预估未来扶贫研究的潜在热点主题如下:(1)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建立的研究。现有扶贫政策是基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部署的限时性攻坚政策,具有一定的运动式治理特征,贫困人口在现行标准下的脱贫并不意味着完全摆脱贫困,因此 2020年后的相对贫困群体的保障机制是值得学界探讨的。此外,如何将限时的脱贫攻坚政策与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等长效机制相结合,构建制度化、常规化的贫困帮扶机制也是值得讨论的。(2)“扶智”“扶志”有效措施的研究。目前,中国主要采取“给予型”的扶贫资源供给方式,对于激发贫困人口内生脱贫动力的政策也初步形成,但部分贫困群体“等靠要”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贫困群体无法实现长期有效的脱贫,对此,如何综合利用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等措施引导贫困群体增强自身脱贫动力是学界有待研究的。(3)调动社会扶贫积极性的研究。政府的扶贫资源相对于贫困群体的巨大需求仍是有限的,在这种资源需求不平衡的背景下,如何传承“邻里相恤、守望相助”的传统互助思想,调动全社会参与扶贫协作,提高东西部协作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利用集体主义文化推动社会扶贫的良性发展也是学界值得探讨的话题。


内容时间: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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