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曾经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国家，一些观点认为父权制在中国已经消亡，但是社会性别不平等依然存在。本文认为这种矛盾的结论产生于把性别平等和代际平等两个概念混杂在父权制概念中，没有对这两个维度的变化作细致的考察。对每一个个体来说，他/她既有性别的本质身份，同时又拥有年龄的本质身份，这两个身份都影响他/她在社会上的地位。本文通过对中国城市家庭的研究发现，性别、...

本章首先介绍了村落社区的形成以及社区的公共生活，其次介绍了社区的家庭关系，最后介绍了父权制下的性别角色固化问题。

在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行动中，将社会性别纳入人口议题具有独特意义。中央党校牵头的性别平等团队的做法是将自下而上的基层草根大众参与增权、改变导致男孩偏好的做法与自上而下的性别平等政策倡导结合起来，以期收到标本兼治、治本为主之效。该文重点追踪记录并理论化性别平等团队从草根切入、通过在基层民众的参与式调查研究找到男孩偏好症结——来自父权制的两大遗产——“传宗接代”...

村规民约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管理制度。传统父权制框架下的村规民约在村民资格、村落资源与福利分配、家庭资源与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着性别不平等、不合理的内容，而这些不平等在全球化、市场化下对妇女的制约和影响更为凸显。

亚洲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人类歧视妇女的重灾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首要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对妇女歧视的“文明缺陷”问题。亚洲的未来，妇女是建设者也是主力军，对亚洲女性生产力的解放是推动亚洲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可望迎来全亚洲和全世界新一波的妇女解放运动。而亚洲的妇女解放运动必然会带动全球性的妇女解放运动，其最终指向就是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