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联合国秘书长邀请，中国与新西兰一同牵头2019年气候行动峰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工作。“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概念的提出是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已有诸多工作的集成和加强，强化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认识和实施，能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做出重要的贡献。牵头“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领域的相关工作，为中国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引领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提供了宝贵机...

联合国2014年气候变化峰会是2014年全球气候治理和谈判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此次峰会被联合国定位为不是气候谈判的一部分，而是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谈判的如期完成造势、凝聚政治共识和政治推动力以及催化国家行动的一次铺垫性会议。峰会取得不少成果，国际舆论普遍给予积极评价。潘基文积极倡议召开联合国2014年气候变化峰会的深层原因有三：第一，联合国气候谈判进展缓慢...

本文围绕气候行动（SDG13）主题，评述了西方“参与式治理”理论对于推动公众参与自下而上气候行动的启发意义。同时，该章重点对中国自上而下应对气候行动实践进行了回顾，并将其归纳为“整体性治理”路径。这些治理创新实践有望为促进SDGs 落实提供可参考的创新路径。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全球公众的参与。气候传播对于促进公众形成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进而采取气候友好行动的推动作用不可或缺。本文简要回顾全球气候传播发展历程，运用传播理论的分析模型对中国多样的行为主体开展气候传播活动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我国气候传播策略的制定提出务实建议。

2009年7月，意大利城市拉奎拉举办了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论坛（the Major Economies Forum on Energy and Climate，MEF），论坛成员包括印度、巴西和中国。论坛上来自G8和主要经济体国家的政府首脑一致认为，要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确保全球升温不超过2℃警戒线水平是非常重要的。WBGU将确定该警戒线视为建立有约束力的国...

2019年马德里气候大会未能达成预期，给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带来了挑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会议和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均被推迟到2021年，这进一步增添了不确定性。2020年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任务从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并推动各方落实在国际气候变化条约下的义务，转变为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疫后经济复苏的...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出现了新变化，军事威胁对国际安全的威胁进一步降低，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明显增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确认了全球变暖的趋势，气候灾害和由此导致的地区冲突对人类社会发展造成灾难性影响，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重大威胁。联合国积极推动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自2007年以来，安理会针对气候安全问题先后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