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新近影印出版的档案材料，详细探讨了被以往学者忽视的晚清吐鲁番社会中的保甲建设情况，指出其四个建设时期所面临的各自原因与当时新疆乃至全国的形势密切相关。至清末，伴随着巡警制度的建设与运行，原有的保甲制度逐渐被取代。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对甘南藏族地区亦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在卓尼这样的政教合一制度沿袭已久、土司制度根深蒂固的地带，实施保甲制度是举步维艰的。卓尼禅定寺的寺主杨丹珠曾于1944年7月呈文甘肃省政府，请求取消寺院僧人编制保甲，豁免僧人服役纳税。甘肃省政府以国民政府所颁布的实施保甲制的文件中有“任何人或任何机关均不能例外”的规定为由，回绝了禅定寺免于保...

传统时期，下镇村的治理体现为房族主导下的宗族治理。族长、房长（“老大”）以及家长都成了村庄治理的主体，通过族规、祖训、家训等宗族治理规则，教化族人，处理宗族事务。国家权力很少介入村庄事务，且以宗族为依托，根据宗族和房支设置里甲、保甲。民国后期，保甲体系在村庄中地位上升，逐步取代宗族成为村庄治理主体。

双河口村村庄的原初权力结构，从发生的角度来看，表现为宗族和保甲两种基本形态。前者为内生性权力，来源于血缘家族，即以血缘网络的自然社区为权力作用的边界；后者为外置性权力，是国家官治系统在村庄社会的延伸，以保甲编制的行政社区为权力作用的边界，并且与现代行政村体制存在着承前启后的关系。本文认为，探讨20世纪双村的村庄权威，首先必须面对的便是这两种权力的形构关系，以...

1949年之前，雷河坝自然村的村民不断迁移，村民始终在变，但是村落始终保持着稳定与和谐。在村落秩序的维护中，保甲组织、家户、亲族以及各种社会组织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治理单元均有明确的治理主体，治理中要遵循“约定俗成”的惯习。

传统时期，国家基层治理以保甲为单位，以国家行政事务为核心，在村一级公共事务上治理有限，甚至缺位。曲水村村民以家户、亲族、村落为单位，分别形成自我治理，对国家行政治理进行补位。另外，在村民因业缘、信缘所形成的社会单元中，也存在治理行为与治理关系。